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片笔者曾经居住过,但如今已经消逝的里弄,笔者的“老房子情缘”就是在这片里弄中被深埋孕育下的。
里弄曾位于富民路近延安中路的东侧,没有名字,过路口原来的“崇济大药房”往南便是,门牌号为富民路3-55号。里弄为新式里弄住宅,红砖墙面,高三层,共有四排,每排有6-7个门牌号,最后两排间的弄堂最为宽阔,笔者印象里即便是两辆汽车并行也不会感到局促,弄口两边的“皮匠摊”与“剃头摊”为整片里弄平添了几分市井气息,弄底即是现在富民路43号的华东模范中学(原来叫培英中学),最后一排的东南角是原来的汽车间。房子每个门牌内格局相同,冬暖夏凉,从北面的后门进入是后天井(从后天井处有一楼梯可直抵亭子间),灶披间即在后天井旁,可供3-4户人家同时使用,过灶披间就是楼梯,楼梯为木质并饰有雕花,楼梯间宽阔敞亮,那是我们孩时经常游玩的地方。房子每层两间房间,每间房间在建成后都配有壁炉、热水汀、大浴缸(可冷暖供水)。底层两间房间朝南透过落地百叶窗可见一片小花园通往前门,住在底层或是独门独户的人家时常也会从前门进入,在步入前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对“爱奥尼”石柱有时会让人顿生进入花园洋房般的错觉。二楼的两间房间条件相对优越,除了阳台宽敞外,每间房间内都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并还安有抽水马桶,卫生间的地面也由水磨石打造并镶有铜条,其余楼层都是两间房间合用一个抽水马桶。二楼与三楼间北侧是晒台,上三楼的楼梯较陡。
该片里弄示意图
笔者的祖父邱先生曾居住在这一片的53号,祖父原籍浙江湖州菱湖镇,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战火逐渐蔓延到了他的家乡,祖父有幸在他的姑父、当时的民族实业家章荣初先生的帮助下和家人辗转来到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古拔路(1943年古拔路改名富民路)并住进章先生事先已为他们准备好的53号二楼,过上了远离战火且相对安逸的生活。房子的格局在那个年代的里弄房子中相对算是比较大的(五六十年代中这片里弄一间房间的租金约为15元),与祖父大约同时期入住53号的还有其他四家人家;底层的一间和亭子间被分给了章先生下面的经理、同时也是我祖母的舅父费家人居住,另一间被分给章先生的司机吕家人居住;三楼的一间被分给章先生姨太太李氏的表兄弟丁家人居住,另一间被分给曾给予章先生帮助的永享银行经理赵辅之的亲戚钟家人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53号的住户后来有了些变化:丁家人丁兴旺,底层费家的亭子间后来转手给了三楼丁家;底层的吕家搬出后吴家人搬入;二楼的一间变化最为频繁,先是转给我祖父的亲戚韩家人居住,后来韩先生在50年代前期时因故去世,他的夫人与小孩后来搬到了45号亭子间居住,原房间的住户从老干部山东人老蒯到教师陈老师再到后来的苏家人,如走马灯似的变换。
笔者与父亲在富民路老房子内的合影
笔者的祖父年轻时曾在其叔父介绍下在当时位于吴淞的永安纱厂中任职(该厂老板即广东籍富商郭棣活),在50年代中期时又“奉命”支援到安徽合肥并在安徽第一棉纺织厂工作,曾先后担任过该厂车间副主任和设备科副科长等职务。20余年的“支内”岁月相对于其在上海的生活而言是比较艰苦的,但祖父也十分懂得怎样利用业余爱好来为自己“苦中作乐”,他酷爱“评弹”,提一把“三弦”,哼几声“蒋调”(苏州评弹名家蒋月泉的流派)是祖父在这段时期内最为惬意的时刻,后来祖父在合肥还结识了同样来到当地工作的评弹专业演员骆德林先生并与他成为好友,两人时常会凑在一起探讨与交流评弹艺术,祖父在骆先生的指导下评弹技艺突飞猛进,后来在当地的电台和文艺汇演中还有幸登台表演过《战长沙》和《林冲.长亭送别》等评弹名段,这位骆先生的女儿即是前些年在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中“美娟”的扮演者骆文莲老师,后来祖父回沪后仍时常会去观看骆先生一家的演出。
走出53号放眼整片里弄:47号瞿家先生的弟弟是“杜门第一红人”万墨林的女婿,他儿子瞿茂昌学成后至化工局工作,后曾长期担任国家级重点中专上海化学工业学校(现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校长。49号蔡家先生曾担任沪光科学仪器厂党支部副书记,他们厂曾经出过一位闻名遐迩的工人发明家王林鹤。51号的陈家的后代中出过两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一位是原上海足球队八号球员陈安康(当时奚志康是九号),当年电话间阿姨一声“陈安康!电话!”是弄堂里球迷最为兴奋的时刻,因为这意味着上海队可能又有球赛了;还有一位陈安杰前些年曾担任杨浦区区委书记,陈安杰原在上钢五厂工作,他在厂里的勤奋是弄堂里有目共睹的,经常忙到很晚才下班。55号的王家先生是斜桥邵氏“争议人物”邵式军的连襟。33号的篆刻家陈巨来是这片最为知名的人物,我父亲这辈人都喜欢称他为“刻图章伯伯”。39号的指挥家林友声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父母从小在音乐上对他的严格教育这片居民几乎人人皆知。
陈巨来
余庆路上的邵式军旧居
另笔者在这片老住户顾先生等人的热心帮助下还收集到了一些其他有关这片里弄的故事,在表示感谢之余也在此与大家做一个分享。
老住户们的讲述有如下:“林友声的父母都是上海重量级音乐人,林父亲他是上海歌剧院小提琴首席;林母亲盛女士不仅是上海合唱团主要的钢琴师,而且为许多世界名曲配器,纪念戴安娜去世的歌曲,国外播出二天,上海电视台就放了中文翻译版,就是盛女士听录音,重新配器;最重量级的是盛家老太爷,他是中国非常著名法学专家,东吴大学校长(因东吴大学在苏州,故笔者推测盛老太爷可能担任的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长,该校旧址位于现在的虹口区昆山路146号,老房子还在,该校曾为国家培养并输送过数不胜数的法律界人才,二战后“东京审判”时,中方代表多出自“东吴大学法学院”)。41号的袁安圃也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人物,好像是金融实业人士,也是京昆票友,书画造诣也不浅(据笔者的父亲回忆弄堂里的居民都喜欢称他为“梅兰芳”)”。“17号是吴烈忠、陈英美夫妇开的妇产科医院(1940年的地图上注明的是“吴烈忠医师”、而1947年的地图上注明的是“吴忠烈医师”,名字有出入)。我的表舅住13号,在延安中路上开过一家明明印书馆(1947年的地图上位于“崇济大药房”东侧隔壁),日伪时,每逢美军飞机轰炸,富民路口架铁丝网,封锁道口,小学生们都从明明印书馆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后门弄堂就是3号5号的后门弄堂,很弯曲的,但那时可以通到15号的后门,再到我们的后弄堂,直通延安路。崇济大药房从前和外国药房一样,有大冰箱卖冷饮…最前面的鼎新园,前作场,门口卖定胜糕,5分钱一块,豆沙夹心,是孩子们下午放学后的最爱。老住户们小时候,买食品不用付现钱,都是记账的,一月一结。”
虹口区昆山路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旧址
43号现华模中学的花园洋房旧称“丰庐”(此楼西侧原另有一楼,两楼之间有天桥连接),曾经居住着这片最大的豪门郁震东先生,上述这四排新式里弄住宅据说最初多为郁家产业,现校内后建起的几幢教学楼及操场处原本都是郁家的花园,其间据说也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派人间仙境之地。郁震东先生的事业曾遍布沪上金融、实业、教育等诸多领域,曾担任过复旦大学校董并在多家银行与钱庄任董事和股东,他曾在实业家章荣初先生的上海印染厂遭多家外商夹击最为困难的时刻给予出手相助,据李惠民编著《章荣初》一书中第31页所述:“章荣初紧紧抓住上海印染厂是中国人创办、中国人管理的民族工业,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这个大局,他到处奔走呼号。这时漫画家杨清磐仗义执言,在上海《新闻报》上著文作画呼吁,并帮助章荣初结识了有500万财产的银行家郁震东和永享银行经理菱湖人赵辅之及沈仲毅等人,组织了华商金融界的汇业银团,提供35万元资金给(章荣初名下)信誉卓著的志恒棉布号作为信任集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给予厂基押款50万元。1931年7月上海印染厂复工生产,章荣初重任总经理,郁震东任董事长…”,此举可谓雪中送炭。据章家后人言“后来郁家败落,章荣初先生最终以德报德,照顾着郁家后人的生活起居十多年”。祖父说郁震东大约是从40年代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在祖父眼中他是一位“不善经营的富二代”(郁震东的产业主要是从其父郁岂生那里继承而来的),他的43号豪宅后来曾一度变为了一处赌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三青团成为了43号新的主人,就在其入驻期间,里面花园的湖心亭中居然还开办过一家私人无线电台,经常有苏州评弹说书先生出入其中,让人想来全无“戒备森严”之感。1948年后43号门前的这条弄堂中开始出现一些被押解中的“犯人”,祖辈们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些人就是“地下党”。
章荣初先生
一组富民路43号老洋房照片
50年代中期后“学校”成为了43号新的代名词,这片的老住户们则更喜欢把现在的华东模范中学称之为培英中学。培英中学于1956年由“培群中学”与“育英中学”合并而来(其中“培群中学”于1953年由“广东中学”与“振德中学”合并而来),两年后的1958年迁入富民路43号办学直到1983年“华东模范中学”在这里复校,期间曾培养出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原中国女篮队长丛学娣、原上海男足朱有宏、郑彦等一大批各界名人,另外在1972年时位于富民路50号的“大厦中学”曾一度并入“培英”,后又于1977年分出并改名“爱华中学”(“爱华”校址仍在富民路50号),也算是“培英校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华东模范中学”原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其在上海解放前曾有4年的办学历史,1983年8月15日在富民路43号“培英中学”的校址内“复校”,从此走上了数十年稳步发展的历程直至现在。有关于“培英”和“华模”的具体校史笔者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并阅读由宋志良编著的《华模中学历史探究》一文,笔者在上文中提到有关“培英”与“华模”的校史有很多都是参考了这篇文章中的文字。在华模中学教英语的蔡馥珊老师是那个年代大多“华模学子”人所共知的一位传奇人物,她在教学上的认真与严厉曾是华模中学对外最为知名的一块“品牌”。1994年时华模中学与富民路50号的爱华中学合并,仍称华东模范中学,从此富民路43号称“华模东部”,富民路50号称“华模西部”,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华模西部”的校园内也深藏着一幢颇有历史的老洋房,这幢洋房过去的主人据说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体育活动家王正廷,曾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笔者记得从这幢洋房的入口进入后左侧是一个带有弧度的木质楼梯,二层有一个颇具规模的会议室,当年里面虽已陈旧但却时常吸引着笔者在它面前停留注视的目光。90年代中后期时的“华模”发展势力强劲,随着校内各类软硬件设施的升级(教学楼翻新,教室里配备电视机,多媒体教学起步),“华模学子”的教学环境与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当时的市领导龚学平、周慕尧等有时还会莅临学校进行指导。
富民路50号老洋房
1997-1999年中,3-55号四排里弄先后因延中高架与其他工程被陆续拆除,唯有43号洋房依旧默默的矗立在校园深处,向每位有幸得见它尊荣的过客诉说着过往年代的传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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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刊登于笔者新书《觅.境—旧时光里的上海滩》及公号“王阳明66 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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