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生病，众人均摊”模式被人们熟悉的网络互助平台“水滴互助”于3月31日正式终止，这已是今年第四家关停的网络互助平台了。从蚂蚁、美团、滴滴、小米、苏宁等大厂跑步入场，到如今主动割肉，网络互助平台从诞生到调整退出，短短不过10年时间。如今，行业前三名，仅剩老大相互宝还在坚守阵地，却也面临着分摊费用2年暴涨300倍、用户流失等难题。网络互助平台到底陷入怎样的发展瓶颈？调整退出期将持续多久？如何破解信任危机？

把抓回的中药放入砂锅，缓缓加入凉水，再慢慢小火煎熬……这个动作，熊阿姨每天都要重复一次。2019年8月，熊阿姨在社区体检中发现乳腺癌，手术之后，还需要定期复检、放疗，以及吞服各种治疗用的中西药。

熊阿姨打开了抽屉，里面挤满了瓶瓶罐罐。“这个是吃乳腺的药，这个是吃骨质疏松的，这2个都是钙片什么的，都是配套的……每天需要吃近10片各种药。” 这些药，需要连吃5年；每月五六百元的药费支出，让失去老伴、只靠退休金养老的熊阿姨，经济压力巨大。

网络互助，解决了熊阿姨的燃眉之急。2017年，熊阿姨加入国内首个网络互助平台“康爱公社”，在手术后不久，她就收到了5万元互助金。“我当时从手机上看到有这个互助组织，是针对癌症对，想着费用不高，就想献献爱心。没想到到后面轮到自己生这个毛病了，自己也得益了。有了这笔钱，我轻松很多了，否则我压力很大的。”熊阿姨说。

从2011年国内首个网络互助平台“康爱公社”成立至今，不到10年时间里，网络互助行业已发展到覆盖3.3亿人的规模，每5个中国人就有1个人加入网络互助计划。因为低廉的费用、简单的产品条款、极低的参与门槛，能够很好地实现“花小钱、治大病”的目的，网络互助平台发展迅猛，集聚了大量支持者。

熊阿姨是网络互助群体的典型一员，而如果为这个群体画一幅群体画像，可以发现他们主要特征就是收入中等及偏低、保障相对缺乏、大病负担能力较低。《2020年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近8成的网络互助成员年收入低于10万元，超过7成员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约7成成员没有购买商业保险。

网络互助平台的去留，牵动着这些互助成员的心。

在康爱公社的后台，这几天，求助、咨询电话此起彼伏。创始人张马丁，被誉为“中国网络互助第一人”。2011年，因为母亲患癌去世，马丁开创了“0元加入，事后分摊”的社群互助模式，旨在为低收入人群创建一个最低门槛参与保障大病重疾的方式，这成了中国最早的网络互助组织雏形。

近期，水滴、轻松等一连串的互助平台接连关停，让马丁显得极为震惊且愤慨。“我觉得这两家平台对用户不是很负责任，其次对整个行业来讲是一种重大的打击，会对用户造成一些恐慌，好多用户也在咨询我们是不是互助被国家关停了，你们平台会不会倒闭啊？”

从马丁创立康爱公社至今的10年，蚂蚁、美团、滴滴、小米、苏宁等大厂，水滴公司、轻松集团等创业公司，均推出了互助业务来分食市场。野蛮生长之后，行业进入调整退出期。最近半年间，美团互助、轻松互助、水滴互助、悟空互助等多家平台相继关停。

水滴互助就表示，原有的互助计划，比如中青年或者是老年癌症这些互助计划在3月31日全面终止。客户余额里的钱原路退还，但是之前已经分摊给其他生病会员的分摊金额，是没有办法退还。一位水滴互助的负责人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我们平台做出这样的调整，也是希望给会员提供更加稳定和全面的保障。”

从跑步入场，到主动割肉，网络互助行业怎么了？焦虑、愤怒的马丁一度在一个网络互助高管微信群中，直接点名水滴互助的CEO，询问水滴为何退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回应他。

商业模型困局，或许是这些网络互助平台绕不开的坎儿。单靠收取管理费的运作模式，无法覆盖平台的经营成本，更多的平台把目光聚焦在了流量生意，也就是沉淀用户、然后通过向保险导流去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水滴互助，跑通了“大病筹款+互助计划+保险销售”的三级火箭业务模式，短时间做到千万级别用户量，然后将免费用户池里的用户转向高客单价的保险用户，从而赚取高额利润。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孙宏涛教授的团队研究发现，水滴集团通过水滴筹、水滴互助的导流作用，积累了大量的客户群，在这种情况下，把客户群导流到水滴商场，销售保险等相关产品，为水滴平台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并赚取了高额利润。“水滴互助对水滴商城的导流是非常非常大的。光一家保险公司通过他们销售产品，一年的销售金额可能会达到几个亿。你想想全国有那么多保险公司，如果借助这个平台，销售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有利可图。”孙教授说。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互助和保险的结合，让网络互助平台陷入身份和定位的模糊，到底是公益平台还是商业平台？平台的合规性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水滴互助等平台让用户提前充值从而形成的上亿元沉淀资金，存在跑路等金融风险，也引发监管关注。

某网络互助平台独立投资人徐栋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主动排雷、规避风险，亦或是企业为上市提前做好合规化准备。“现有已经关停的一些平台，其实都是通过网络互助，然后把客户要引流到保险上，这显然违反这个监管层的一个想法，监管层还是希望这个互助或保险是要完全分开的。所以这些平台，要选择放弃一头，也许是放弃保险业务，也可能是放弃网络互助业务。”

曾经热闹的网络互助赛道突然“变脸”，留下的平台将作何选择？

目前行业前三名，仅剩老大相互宝还在坚守阵地。行业大地震，让相互宝同样面临信任危机、用户流失、分摊费用暴涨等各种问题。

2分、1毛、1元、3元、6元……短短2年时间，相互宝的分摊金暴涨300多倍。相互宝的工作人员乔贵林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分摊金上涨的原因是大数法则。当用户规模稳定后，重疾发生率开始走高并逐渐趋于平稳，这就导致相互宝的分摊金会有一个缓慢爬坡的过程。 进入到2021年，相互宝每期的分摊金，稳定在6元左右，这么算下来全年分摊金也就是150元，这相比于传统的商业重疾险还是非常便宜和具有性价比的。”

然而，用户并不买账。分摊金额上升，让一部分对价格敏感的健康人群选择退出。另一方面，行业的不确定性，也让一部分用户提前退出。最近半年来，相互宝的用户数逐月下降，已经从2020年的1.05亿用户，下降至如今的9200万左右。短短半年，就流失一成多用户。

用户的减少，又会进一步提升留存用户的分摊金额，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此外，相互宝诱导开通、私自扣费、理赔难等投诉，也时常见诸于网络平台。

而对于像康爱公社这样的小平台而言，挑战更加巨大。为了做好合规性，康爱公社选择成立公益基金会，用户分摊的费用全部进入公益基金会进行管理。“公益基金会有很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每一笔进出都有很严格的处理，而且每年都会有民政部指定的审计机关对于财务进行审计，所以它的资金管理的方式更加严格。”张马丁说。

与资金脱钩、与保险脱钩，康爱公社通过收取管理费，勉强实现了盈亏平衡。张马丁告诉记者，目前平台收取2%的管理费，也就是每一笔分摊费用的2%，留作平台的运营，而行业内像相互宝、水滴这样的巨头，收取的管理费高达6%到8%。“2020年康爱公社，24名员工薪酬支出为税前218.6万，平均每个人到手不到10万元。”

老大相互宝是去是留，牵动着马丁的心。但是对整个行业而言，如何留住用户，如何破解信任危机，仍是一场尚未成功的革命。“目前难处就是用户对于互助的理解，就是用户的教育还是很不够的，跟保险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包括用户对于互助项目的互助平台的法律定位 是不是都清楚。”马丁说。

一方面是用户质疑声尚未停息，一方面是监管的闸刀尚未落下。2020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指出，网络互助平台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平台属于非持牌经营，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在不少法学界、慈善界人士看来，网络互助平台拥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尤其在大病重病的医疗保障方面，对低收入人群而言是一种保障的补充。因此，网络互助平台虽然陆续关停，但网络互助不能停。作为新兴的实践探索，监管部门要帮助其尽快厘清定位，让网络互助平台能够在合规的轨道上发展。

上海市法学会慈善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仲器建议：“这样的一种互帮互助的这个行为，它也是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一种补充，我们应该因势利导，他们能够逐步的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这么一个轨道。”

投资人徐栋则更为直接：“从执法或者或者是立法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落后于这个我们网络的发展。我们也希望就监管层能够尽快的出一些政策，规范网络互助平台的定位，让平台能够合理合法的取得一个收入，把平台能够持续经营下去。”

此外，网络互助着实击中了保险行业的痛点。传统保险行业提供的各种商业、医疗、意外保险往往是低收入群体无力消费的。因此，顺应民众需求，不断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具普惠性质的保障产品，有助于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如果在网络互助缺失的情况下，更应该开发一些普惠性的保险产品，能够让老百姓用比较低的保费，来买更高赔偿金额的保险产品。”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孙宏涛教授表示。

目前，我国仍有6亿人口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对“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健全全民医保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等作出明确部署。国家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同样指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期待国家尽快规范网络互助行业，使其成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张英 摄像：李维潇 张凯 实习编辑：夏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