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我们用镜头记录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上海。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无数人投身一线，汇聚成了与奥密克戎病毒搏斗的强大力量。

“含泪放人”的居委书记：手机号贴在居民楼电梯里

“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不能讲，再讲我就哭了。”

“我知道我们缺少人手，（但是）我希望你去返岗。”

“你既然是医务工作者 ，为了上前线，你就去。”

2022年4月5日，正是上海疫情最吃劲的时候。这段流传于互联网上的通话录音让不少人“破防”。第二天中午，我们就找到了录音的主人公，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香港丽园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刘苗。

“来，把手机屏幕调亮一点。”

“核酸做好了赶紧回去吃饭。”

“天气太热了，你们很辛苦 。再坚持一下 。”

中午十二点半，这个连吃午饭都算有些晚的时间，刘苗还在忙着小区居民核酸检测的收尾工作。他一边维持现场秩序，一边安抚居民焦躁的情绪，还要不停给志愿者加油鼓劲儿。“假如今天晚上出来的结果都是阴性，你们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感觉。绝对是棒棒的！”

采访过程中，又有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居民提着行李向刘苗报备，单位通知他今天返岗。在特殊时期，那段“含泪放人”的电话录音，除了让大家感受到基层干部的辛苦，也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位书记的担当。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刘苗十分感慨：“（当时）我们群众都在等着测核酸，大家都是非常配合的。当我们的扫码设备不够的时候，当医务人员说‘我不要休息，你们把人带下来 ，保持好距离，我们加班做’。 这个时候，我的情绪达到了峰值。这时候那个医务人员电话来了，我的想法就是‘你赶快走！你给我回到岗位上去！’”

这一沓承诺书，就是刘苗和居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这说明现实中需要返岗的人很多，除了医务工作者和公安干警，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急需看病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必须要有这个特殊通道。”刘苗对看看新闻Knews记者说。

采访的过程中，刘苗的电话响个不停。有居民家中漏水，需要紧急处理；有居民家中冰箱坏了，街道刚刚发的物资无法保存；还有人因为压力太大彻夜失眠，希望书记能帮他找一粒安眠药……我们十分好奇：一位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的手机为什么会这么忙？

顺着居民的指引，我们找到了答案。原来，在小区居民楼的每一部电梯里，刘苗的手机号码都被贴在最醒目的位置。刘苗告诉我们，他是去年的8月份刚到这个社区。由于工作的要求，他需要尽快掌握社区的动态。但是因为要在小区里“动起来”，刘苗生怕漏接了居民打到办公室的电话，索性就把自己的手机号张贴了出来。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这句话刘苗不知说过多少次。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一个居民紧急求医的电话。8号楼D座一位居民疑似脑梗，情况十分危急。面对如此尽集的情况，刘苗临危不乱。他在电话当中一边指导家属给病人做好抗原检测，一边让对方尽快拨打120电话，同时自己疾步走回办公室，准备好了疫情期间居民就医所需的手续，然后匆匆赶往8号楼D座。

半小时后，120救护车到了。刘苗跟着担架车一路从小区里跟到大门口。他一边安抚家属的情绪，一边将就医流程告知对方，直到救护车载着病人和家属离开才松了一口气。刘苗的手机号码，在此时此刻真正地成为了居民的“生命热线”。

采访结束前，有几位康复居民从方舱医院解离归来。刘苗接到他们的电话之后，立刻赶往大门口。在了解到他们的居住环境因为种种原因尚不符合居家健康观察的条件时，刘苗又是一通电话，将他们临时安置到了离小区不远的防疫工作人员休息点。

“为了送而送，这只是为了病毒而战，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社区长期治理的要求的。我要保证他们既能够平安地送出去，还能保证他们开开心心地返回来。这一点掌握好了，实际上我们社区下一步建设的很多问题都将会迎刃而解。”

临别的这段话，刘苗几乎是脱口而出，却留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一位社区干部能成为“网红”，让无数人跟着一起“破防”，决不只是因为那一通电话。他对社区治理方法的钻研和思考仿佛是一处“宝藏”，让我们想对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送药”的政协委员：十多份社情民意和提案“写”在路上

“不管是武汉、西安或者深圳，在整个城市封闭的时候，药品的运送是最重要的。”3月的最后一天，上海市政协委员邵楠成为了外卖平台的一名注册骑手。

邵楠第一单的目的地在徐汇区的宜山路桂林路附近。“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还在下着小雨，风也很大。刚刚接到单子，我就接到对方电话了。”对方问邵楠：“你是邵师傅吗？拿到药了吗？麻烦你尽快给我送过来啊。”邵楠不好意思告诉对方，这是他骑手生涯的第一单，只是连连说“好的”。但那时的他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在接单平台上，确认取药需要输入一个四位数的取件码，但是邵楠面对一张文字信息密密麻麻的单据，根本找不到那串数字在那里。自己摸索了一会儿，他只得向身边的专职骑手请教，这才算把第一单药真正接到手。“我印象很深，他在电话里说：‘今天你能给我送药，我会打赏你。’”配送完成后，邵楠收到了运费之外的一笔额外打赏，金额是6.6元。

事实上，疫情期间送药的单不少，而愿意单独送药的骑手并不多。在药房门口取药的十分钟，我们观察了其他骑手的电动车：前车筐和配餐箱里，以及车把手上挂着的，几乎都是外卖和便利店跑腿的订单物品。顺路送一两单药，对于在疫情期间谋生的他们，可能只是最优线路上的一道“送分题”。

我们注意到，取到客户买的药之后，邵楠没有马上出发。而是仔细地在纸质的外包装上用记号笔把目的地的门牌号又抄了一边。“它们的外包装都一样。”疫情期间送药赶时间，邵楠生怕把这些“救命药”弄混了，于是学着其他骑手在外包装上做标记，防止自己忙中出错，也方便客户在小区货架上找到自己买的药。

跑了二十几天的单，邵楠的业务越发熟练。但是，在送药的过程中，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自从大家知道我送药以后，我时不时地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求助。比如一些得了罕见病的人要找药，他也希望通过我（寻求帮助）。很多信息汇集到我这里，我再把它发出去。我觉得这比我一个人每天去送药还要重要。”

正是亲身经历了疫情期间送药这件事儿，邵楠发现，一些不合理的事确实在发生。

在“电子通行证”上线之后，不少小区依旧层层加码，要求平台骑手通过抗原检测“自证清白”。邵楠就不止一次听别的骑手抱怨过，“现场摆一堆抗原的盒子，送一次捅一次。我见过最夸张的一个哥们告诉我，他一天被捅了二十多次。”邵楠对此十分愤怒，“你凭什么去这这样去折磨人，而且这违背科学常识的。”

此外，在疫情期间，骑手的派单时间还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拉长。我们跟拍邵楠的这天，他做了一次试验，看看自己一路上究竟会遇到多少“障碍”。

一路上，我们接二连三地遇到各种路障和“硬隔离”；在同一条路上的多个十字路口接受了身份核验；还不当心和疾驰而过的骑手轻微碰擦，东西掉了一地……

在第一单配送结束之后，我们因为对周边路况的不熟悉，没能跟上邵楠的电动车。直到在第三单的终点会合，邵楠才告诉我们，失联的这一个小时当中，他也是在各种断头路面前折返，再重新规划新的路线。对此，邵楠也忍不住“吐槽”了一番：“一个半小时，我们只送了三单。疫情防控应该是全市‘一盘棋’，现在各区管各区的，各个街道管各个街道的，在已经紧张的运力下，把运力的效率再一步打低，打到了一个冰点。急要用的东西，不管它是药品还是什么的，那你不得不等，因为我可能就在你对面，但是我不得不绕出几公里送给你，你再着急也没有用。”

不过，这些“吐槽”没有只停留在“吐槽”的阶段。身为政协委员的邵楠正是通过“跑单送药”这种特殊的履职方式，把社情民意和提案写在了一线。“过去的一个多月，我送了二十几天的药，总共送了一百多单。同时我还写了十几份的社情民意和提案，和物流相关的占了大多数。因为这个时候，我的感受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我每天在一线跑，看到了问题。这些问题我都提了合理化建议，而且我看到了很多的建议被采纳，并且被落实。”

在全社会的关注之下，小区不再对持有电子通行证的平台骑手“加码”进行抗原检测，陆续设立的“骑手驿站”让更多的骑手能够吃上热饭，洗去一天的疲劳，好好睡上一觉。

而经过这次疫情，邵楠从此多了一个观察城市的角度。这辆电瓶车，也将陪着他继续在关注民生的路上跑下去。邵楠认为，经历过这场疫情之后，这座城市需要做点什么，让这些小哥愿意继续留下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是一块土壤，这里面各种元素都应该有。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这才是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金银潭医院护士长：逆行千里，我们就是来报恩的

2022年4月4日，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长程芳和同事们来到了上海，此时正是上海核酸检测力量最缺人的时候。原本计划4月6日进驻方舱医院的他们，主动支援了长宁区的核酸采样工作。因为经历过2020年武汉的疫情，程芳知道，“和病毒赛跑”必须分秒必争。

采访一开始，为了拉近距离，我们聊起了彼此共同的“朋友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钟鸣医生。自然而然地，程芳就把时间拉回到了两年前。“我一下想到，当时（2020年）到我们医院去支援的那些孩子们。上海援鄂医疗队每人背着一个包到我那里去，然后（带队）老师就说，这是给你们南六楼支援的老师们。我把人一点，然后就赶快说，哪几位现在可以直接进入红区的，就现在进红区。没有一个人说不可以。”

因为淋过雨，所以知道要帮别人撑伞。身披金银潭医院的战袍，程芳逆行千里，为2022年春天的上海遮风挡雨。程芳说：“穿这身衣服出去就代表我们整个金银潭，代表我们整个武汉。我们武汉人就是来报恩的。我希望尽我所能，为我们上海抗疫做一点工作。”

从浦西前往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的途中，大巴车经过了空旷的南浦大桥。程芳的心被猛烈地敲击了一下。“我没有觉得它（上海）是陌生的城市，说实话。（2020年）上海医疗队第一个进入我们医院。我现在来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熟悉的地方，然后心里就有一点撞击，（因为）可能你们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快，程芳的湖北队友们悉数抵达。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力量也陆续集结上海。

这次，湖北医疗队共派出了近1500人支援上海。在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程芳被任命为“大管家”，统管湖北医疗队在这里的物资。

程芳自认这项工作不会很难，但是因为没有做过，她有些不知所措。幸亏领队给了她信任和鼓励：“他说，没事，你们护士长对这个都有天生的一种敏感性，怎么抓物资你们都很清楚。你要发挥你们的特长，对物资有哪些标准，每天消耗有多少，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我说，那行，我一边做一边学。”

方舱医院收治的主要是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但是这里病人总量多，除了一般的对症支持治疗，更多地是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方舱工作的五十多天里，程芳的工作尽管琐碎，但上海人民的热情友善给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们十点半开始发午饭。饭领了以后，我们一看，四百多人的饭，我们就六个护士。我说，这个饭怎么发呀？这怎么发得完呢？”就在程芳和同事们把饭拿到舱门口的时候，就有志愿者过来了。“他说，你不用管，你给我二十份就好了，他就拎进去了。然后到下一个门口，还是这样子的。志愿者说，你们不要担心啊，做好你们的事情就好了。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些事情你们给我们做就好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叫我们的。”从这些只言片语和细微的举动当中，程芳可以感受到，她的工作得到了支持，她的付出有了善意的回应。

随着“四应四尽”的有力推进，上海的情况一天天向好。程芳甚至不需要通过每天上午十点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大致感知到疫情的走向。“四月底就很明显地感觉到了，我们舱内的物资消耗量减少了，要的种类也少了，偏向于我们基本的治疗，少了一些急救的设备。我每天看我们的消耗量，就知道就是整个舱内的工作量是减轻的，病人是向好的。”

5月31日上午，程芳随顺利完成各项任务的湖北省援沪医疗队踏上了归途。这次支援上海抗击新冠疫情，程芳达成了自己“报恩”的愿望，同时也多了职业生涯当中不曾有过的体验。“我以前是在重症病房的时候，没有真正送病人出过院。但是到这里来以后感觉不一样。看着一批一批的病人拎着自己的行李离开，那种喜悦确确实实可以感觉到。”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陈瑞霖 摄像：张聪 吕心泉 刘宽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