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医院原名广慈医院,最初为法国天主教会于1907年时在沪创办。时光回到1912年1月14日的那天深夜,只见两位“不速之客”在悄无声息之中潜入到了当时的广慈医院内,他们将要在这里执行一场“刺杀行动”,而刺杀的目标则是当时在该医院中养病的革命党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最终陶被刺死在医院的病房之中,遇害时年仅34岁。
陶成章
这段往事距今已整整过去了110年,而有关这场行刺行动的大致经过目前也似乎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一般的说法是:“原本就与陶成章有隙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了扫除异己,故而指使蒋介石通过买通光复会叛徒王竹卿对陶进行了行刺”。对此许洪新则在他的《谁是刺杀陶成章的杀手》一文中对此案的经过做了进一步的考证与补充,作者通过对于相关史料的挖掘与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即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由王出面雇佣杀手,直接下手者为陈锡奎,把风者则很可能是刘永顺”。至此发生在那天夜里广慈医院中这场案情的经过也得到了更加精准的展现。
青年蒋介石
但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大事件来说,若仅用“陈其美为扫除异己”这一种简单说法来作为它发生理由的话显然还是不够全面的,潜藏在这一表象之下的一定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对此不少研究者也都各自发表过不同的观点。
比如持“拥护陶成章观点”的研究者们就通过深入挖掘“陈其美与陶成章之间恩怨”的方法以此来进一步诠释陈发起“刺陶行动”的具体原因。如在陶成章之孙陶永铭所写的《辛亥革命与陶成章之死——祖父诞辰130周年祭》一文中,陶永铭就归纳总结出了多处有关陈其美与陶成章之间所发生过的“不愉快事件”,因原文较长,故笔者只将此文中主要的归纳部分梳理如下:
根据我(陶永铭)祖母孙晓云生前对我讲述的以及某些辛亥革命老人对我说的,归纳如下:
1、据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
2、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准备在章太炎、陶成章、蒋尊簋三人中选一人代理浙江都督,其中以拥护陶成章的呼声最高…(这)遭致陈其美的嫉恨。
3、据祖父陶成章的机要秘书赵汉卿对我曾祖父陶正说,辛亥革命时,陶成章在南洋向华侨募来的款子,都汇存在赵处,那时,陈其美要钱用,常派蒋介石,经陶成章同意,到赵处来取。陶曾骂他们说:“这些钱,都是华侨的血汗钱,你们在上海这样花天酒地乱用,能对得起华侨吗?”所以陈、蒋都恨陶成章。祖母生前也告诉过我一件事,就是1911年6月1日革命党人在上海嵩山路开会,陈曾为陶成章责骂他们乱用钱的事,当众拔出手枪,欲击陶成章,会议不欢而散。上海光复后,陈、蒋闻陶从南洋归国,携有巨款二十万,欲得此款,下此毒手。陈其美还挑拨陶成章与孙中山的关系,谓陶成章从南洋汇来的巨款,只给光复会,不肯给同盟会,从而进一步加深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
4、据章太炎先生在《自定年谱》中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之死,咸谓英士(陈其美字英士)等为焕卿争夺都督故杀之,其实,并不在争督,而实忌其练兵,因浙江都督一席,起义将领各欲染指,各有拥戴,如汤蛰仙,蒋伯器之名尚不得安于其位,而况手无寸铁之焕卿?虽有推之者,并不为英士所顾忌,而所以必欲杀之者,实恐其有兵力,难以制之耳”。祖母孙晓云生前也告诉我,陈英士最怕陶成章练兵。许仲卿在《龚未生传略》注释中也谈到焕卿以练兵之谋商与李英石。英石,沪人也,家居闵行镇,焕卿欲在闵行顺桥、北桥等地练兵,但英石“不详光复会与同盟会内幕,致泄焕卿练兵之议,致陈其美指使王竹卿暗杀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即便是站在“拥护陶成章”一方的研究者也并没有将引发这场遇刺案的全部原因都归结在“陶成章与陈其美的个人恩怨”上,而“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素来的内在矛盾”才极有可能是导致这场案件的最主要因素。
陈其美
同为“革命团体”的“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为何会存在有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呢?这事的原委还要从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年说起。众所周知,自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由蔡元培、陶成章等发起的光复会和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华兴会也在20世纪初先后创建,这三个革命团体后于1905年合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将这三支革命力量牢牢地整合团结在一起,与之相反其内部问题却层出不断,而其中尤以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如在1908年时,当时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发行的《民报》由原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负责主办,由于办报经费不足,于是陶成章就找到了当时身在新加坡的孙中山并请求拨款给予援助,孙则因“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等原因拒绝了陶成章的求助。此举引发了陶对孙的不满,为后来爆发的“倒孙风潮”埋下了伏笔,在这场“风潮”中陶成章、李燮和等人还曾计划推举黄兴取代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幸得后来黄兴等人的坚决反对才没有实现,但此举无疑大大加剧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本以存在的分歧,以至于光复会于1910年在日本东京宣布重建。如陶菊隐在《上海光复前后的李燮和》一文中所述:“这个重建后的光复会,反对武装斗争,提倡教育救国,这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了”。
辛亥革命中,同盟会与光复会虽然也曾有过成功合作,但两者之间的裂缝依旧没有得到有效地缝合,而陶成章的“练兵”则更成为了陈其美等人眼中的“心腹大患”,因此也就导致了“陶成章遇刺悲剧”的发生,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广慈医院旧照
那究竟如何评价陶成章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对此杨天石在他的《“倒孙风潮”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事件》一文中有过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
首先杨天石认为:“陶成章是革命者,这一点毫无问题,他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坚毅果断、注重联系下层会党,这些是其突出的优点”。同时杨天石也有写到:“陶成章在思想、性格上也有严重缺点,如其喜欢单干,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别人合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别人,常常高估自己、低估合作者,习惯感情用事等”。
最后杨天石总结点评到:“乱世英雄起四方,晚清时期,群雄并起,陶成章自立组织,在参加同盟会后要求更换同盟会总理,甚至在要求被拒后,恢复原组织,都是正常的,不应过加责备。但是,在同盟会已建,迫切需要巩固、发展的情况下,陶成章没有过硬事实和确凿资料,就轻易发布《七省同盟会员公启》,历数孙中山的‘罪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已经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之后,陶成章仍然重提南洋旧事,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杨天石所讲的那样,就在大多人将此案凶手的目标定格在陈其美、蒋介石等人的身上时,或许陶成章自身的性格就早已为他的悲剧命运奏响了序曲。
瑞金二路广慈医院旧址(现瑞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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