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写信不能封口，要统一审查过才可以发出；单位的任务性质，所处地理位置、气候及自然条件等，一律不能说；通讯地址只能写‘兰州27支局某信箱’。”“不能说参军具体做什么，所以二等功记录卡被误认为作假，从档案里取出来丢掉。”致敬“两弹老兵”！他们见证新中国的高光时刻，用自己的躯体和意志，铺就了中国核武器从梦想到现实的道路；出于保密需要，即使退伍数十年依然缄默不语，无人知晓他们的荣光。

见到徐虹时，他和老伴刚从大连回来。这次大连行他是专门去看望四位已整整50年没谋面的老战友的——52年前，他们都参加了我国“两弹”——原子弹与导弹结合试验。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标志着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震惊了世界。参加这场试验的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徐虹和他的战友，当年年轻的亲历者，如今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这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老兵，他们隐姓埋名散落在全国各地。52年前的荣光，由于保密原因一度不能为外人所道。他们称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自己铭记就好，不用太多描摹”。然而，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躯体和意志，铺就了中国核武器从梦想到现实的道路，他们的功勋值得我们铭记。

徐虹正在筹划今年10月的河南籍战友聚会。他坦言特别珍惜每一次和战友相聚的时光：“这几年是每年都会走几个。能见一次是一次吧。”

一

今年74岁的徐虹，大高个，头发花白，精神矍铄，家住河南省军区郑州第二干休所大院内。

徐虹的父亲徐光华，为开国少将，江西赣州人，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功卓著。徐虹1944年出生于延安，从小跟着父母转战南北，直到1957年，徐光华调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一家人才在郑州安了家。

1961年，还在郑州八中上高一的徐虹接受了征兵体检。虽然他学习很好，读完高中考大学没问题，但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父亲还是决定将其送去部队。

“那年8月的一天，我被母亲送到学校，衣服一换，背包一打，直接被车拉到火车站，上了接兵的火车。”徐虹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参军，“只是被告诉进的是一个空军技术部队，政治要求严格”。

这列闷罐车一直往西北方向开，经过7天的颠簸，终于在夜里抵达了目的地。天亮后，徐虹睁眼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这里是巴丹吉林大漠腹地，一个在地图上甚至都无法找到的神秘地方——早在3年前的1958年10月，抗美援朝志愿军第20兵团秘密从朝鲜回国，千军万马悄然开赴这里，组建这个对内称作“东风”的中国最早的导弹试验靶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才被取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就在徐虹等1000多名河南兵到达这里的同时，来自广东、北京等地的新兵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这里早已是集结了数万名士兵的军事重地。

保密教育是士兵们上的第一课。“我们被告诉，单位是导弹试验基地。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写信不能封口，要统一审查过才可以发出；单位的任务性质，所处地理位置、气候及自然条件等，一律不能说；通讯地址只能写‘兰州27支局某信箱’。”徐虹说。

徐虹更难忘的，是当年条件的艰苦——基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全靠从外边运进，而国家又刚刚度过了3年饥馑，所以，这些新兵进入基地只休息了三天，身上的劲儿刚缓过来，就投入到开荒生产自救中，向戈壁滩要粮要菜。从修水库开始，这是让戈壁变良田的第一步。当时没有营房，“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只能侧身睡觉，起来尿尿，一回去就找不到自己的地方了；零下二三十度，被窝暖和不了，彻夜难眠；戈壁滩上沙石漫天，吃饭咬一口窝窝头咸菜，满嘴都是沙子；每人每天只能用小半盆水，半年没洗过澡”。

到了1963年8月，整个基地通过生产自救，种粮种菜养猪，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也在这一年，美、英、苏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意在扼制中国掌握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高的铁塔上被成功引爆。但这对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来说仅仅是第一步。没有足够射程的携带核武器的导弹，原子弹的作用便无从发挥，西方国家嘲笑我们“有弹无枪”：以中国的工业能力，10年内尚无足以对美国造成威胁，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

早在1963年9月，聂荣臻元帅就对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刘杰、刘西尧、钱学森、朱光亚等人说：“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这一年底，中央专委确定：我国核武器发展方向，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而在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发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已经发射成功，为解决原子弹的运载工具问题奠定了基础。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科学家们共同努力，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两弹结合”、核弹头小型化的技术问题。接下来，就是准备进行代号为“212”的“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

美苏两国进行此类试验，核导弹都是往境外发射。“东风”-2号弹道导弹的射程太短，中国海军当时也没有保障核试验在境外进行的能力，只能选择在大陆本土进行。这在国际上都是创举，风险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最初中央专委决定，只进行“冷”试验——只使用模拟弹头，或使用核弹头，但发射后不发生核爆炸。

两难的是，研制导弹核武器，如果不开展真刀真枪的“热”试验，又无法真正摸清其规律。1966年2月最后确定，检验“两弹结合”技术最好的方法还是进行“热”试验，采用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方式进行；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自9月中下旬至10月底，择机在“东风”发射场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

二

根据中央专委部署，东风基地被确定为“两弹结合”试验的首区（发射区），新疆核试验基地为落区（弹着区）。

发射任务很快就秘密下达到了东风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大队。该大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地地导弹发射队伍，其所属的二中队具体担负这项重任。徐虹就在二中队，由于他政治背影硬，胆大心细，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1965年起开始担任这个中队六班（箭上班）的班长、操作手。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每次到这个班视察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发射中队是尖刀，你们六班就是刀尖。”

从接受任务开始，徐虹和战友们满脑子就只剩下一件事：“一定要把试验搞成功。”郝解放是徐虹所带班的战士，被分配担任导弹3号舵机操作手。这位今年70岁的老兵回忆说，“导弹分设4个舵机，负责控制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我的工作是根据数据和口令进行反复测试、调整，确保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没有误差。经过反复训练，我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100多套处理动作。”

徐虹记得，“热”试验前基地还发射了三枚导弹：1966年10月7日，检验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可靠性的空爆试验，导弹飞行50秒时，由地面发出安全自毁指令，先炸弹头，后炸弹体，证实了地面安全自毁系统安全可靠；13日和16日，先后进行了两次“冷”试验（未装核材料），检测核弹头引爆控制系统在预定高度能否完成化学爆炸，结果都能在预定高度准确引爆。

1966年10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听取了“冷”试结果和“热”试准备情况汇报后，下达了“两弹结合”试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10月24日晚，毛泽东批准了“两弹结合”试验，并同意聂荣臻去现场主持。10月25日上午9时，聂荣臻一行8人从北京南苑机场登机，经3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东风基地刚刚竣工的机场上。

10月25日晚上，导弹、原子弹开始转运至发射阵地。时任发射二中队副中队长李西川至今记得，当时戈壁滩天气陡变，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几米开外什么也看不着”。

在呼啸的大风里，导弹、原子弹转运分队分别在基地代司令李福泽、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向发射阵地挪动。“后边车看不到前边车，前边车看不到路。实在无法辨清方向，只有派人下车引路。”在李西川的记忆里，当时风大，人站不稳，就坐在装备车前的保险杠上，手挥着手电筒，用光指挥车向左向右挪动。

从基地到发射场50多公里的路程，转运车队竟然用了3个多小时，而且还发现一台车跟丢了！大家一下慌了，马上在发射场播放高音喇叭，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近两个小时候后，迷路车辆循着喇叭声沿电线杆才摸到目的地。

到了26日白天，恶劣的天气并不见好转，这让每个人惴惴不安。这样恶劣的天气，试验还能否如期进行吗？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下午两点，参试人员全部进场，启动发射前的最后准备。

当时，现场风速约为20米／秒，气温零下11℃，还在继续下降。在如此天气状态下，进行导弹吊装对基地来说还是第一次。徐虹回忆说，开始时16个人拉不行，风吹得导弹不停地摆动，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硬是用最低最慢的速度，一毫米一毫米地将导弹安全转吊到起竖托架并固定在发射台上。

导弹核武器组装完毕，准备起竖发射

接下来是发射前最危险也最关键的原子弹头与导弹的对接工作。承担这项任务的操作手田现坤，是一个入伍只有3年的四川籍战士。为了精准操作，他脱掉皮工作服，只穿衬衣、绒衣，钻进导弹与原子弹头之间仅有的50公分缝隙，顶着严寒用了80分钟，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的操作，以及固定调温软管和信号电缆等上百个动作。两弹成功对接，各项参数检测一次通过。

田现坤操作导弹与原子弹结合

田现坤

其实，田现坤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尤其是接触引信，即使一点静电都能引爆核弹头。因此，无关人员一律要求撤离。聂荣臻元帅却坚决留下，直接坐在塔架下，看着田现坤操作。当田现坤走下架梯那一刻，聂帅马上迎上去给他披上衣服，并紧紧握住他的手。

三

1966年10月27日，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终于到来。上午8时，距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此时，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新疆、兰州军区数十万官兵进入高度戒备；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在接到战备演习的通知后疏散隐蔽。

发射阵地的气氛紧张得似乎凝固起来。随着核导弹的加注工作结束，现场参试人员开始陆续离开，撤到10多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这时却有七名人员留了下来，留在了距离这个即将发射的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仅仅只有160米的地方。

这是一口深5米、面积约9平方米的深井。顺着嵌在井壁上的钢筋扶手下到井中，穿过两道铁门，便进入了一个穹顶形的空间，这里被称作地下控制室。留下的七名人员就定位在这里，执行点火发射任务。

这七名人员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手佟连捷、徐虹。他们后来被誉为“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

地下控制室里配备了氧气再生设备，以及一个星期的饮水和食品，以防核弹发射失败后等待救援。“这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徐虹说，当时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发射失败意味着什么，“那天上午我们一经批准进入地下控制室，我们每个人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因为，控制室距发射场坪只有160米，一旦发生意外，核武器爆炸的威力，将使这里所有的东西化为灰烬”。

早有先例。1960年10月24日，前苏联进行P-16洲际导弹试验，由于违章操作导致注满推进剂的火箭在发射台爆炸，位于100余米距离远的160人全部遇难。这是世界航天史上迄今最惨痛的地面灾难。

但是，“七勇士”的决心坚若磐石。此前，他们向党组织递交了决心书，立下誓言：“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徐虹记得一个细节：时任基地代司令员的李福泽，陪同聂帅到地下控制室看望了七人后，执意要留下来坚守在发射阵地上，最后是聂帅下达命令，他才被保卫人员拽离。

地下控制室各种设备通电后，散发出很大热量，室内气温高达40℃，又闷又热，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让人直喘粗气。徐虹看着旁边坐着的佟连捷有些担心——这位战友已连续几天拉肚子，面色蜡黄。“佟连捷是负责按按钮的，和我配合。为应对他执行任务时拉肚子，基地首长向队医下达死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确保佟连捷在发射操作时不拉。而且指挥部还预设了七种方案。好在一紧张，全神贯注在每一个操作动作上，他结果没拉。”徐虹52年后说起此事哈哈大笑。

上午9时10秒，随着王世成“点火”口令的下达，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霎时，一声轰鸣，核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腾空而起。9分钟后，从弹着区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成功！”

鸦雀无声的控制室里一下子沸腾了，大家激动得拥抱在一起，纵情高呼。颜振清迅速拆下点火接线板，用钢针在上面刻下了一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文字：“核导弹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九时在五十号场地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在罗布泊弹着区成功爆炸。

这是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短短两年零11天后成功取得的“两弹结合”试验，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而这一过程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外电评论说，“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惊了全世界”。

当晚，基地举行庆功宴，“七勇士”被安排在主桌，聂荣臻带着大家轮流给他们敬酒。徐虹和他的同班战友赵符修，因这次试验中的出色表现荣立了二等功。舵机操作手赵符修，为消除导弹起飞的零位误差干扰，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坚持不戴手套，用几乎冻僵的双手调整舵机，按技术要求，调到±0.3伏即为合格，但他调到0.05伏时仍精益求精，最后硬是把 4 个舵机的误差都调整到零，创造了奇迹。班里其他9名战友都荣立三等功。

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元帅（中戴墨镜者）、钱学森（前排左三）等人在试验场合影。

四

1968年，徐虹转业回到河南，选择在郑州灯泡厂当一名工人。此后他一直在这个老国有企业工作，从技工，到生产班长、技术员、检验科长、技术科长，干到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然后在企业破产改制时下岗。他几十年来始终选择了默默无闻的生活，从没向人提起过自己在部队的经历，甚至连他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他的事迹。

2006年8月25日，河南《大河报》刊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河南勇士徐虹”。文章称，为纪念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委托《大河报》寻找“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之一的徐虹和他的几名河南籍战友。这些人退伍后没人说得清他们的下落，部队只能通过登报找人这种特殊方式。

徐虹当天就被找到。《大河报》的记者赶到他家时，他一脸平静。他在“两弹”试验中的经历，随后被《大河报》连续披露，在当地引起轰动。

“搞导弹、卫星，属于国家机密，上不能告诉父母，下不能告诉妻儿，不仅在岗时不说，离开后也不能说。每年转业、复员的干部战士，档案里只笼统记上电工、机械甚至工兵这样的专业。”徐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他转业到地方时，档案里有一张奖励卡片，由于不能填写具体事迹，只写了“二等功”三个字，“民政部门多次催问我，到底为什么立的功，我始终都没说。周恩来总理当初提出要求，让我们当无名英雄。考虑到‘两弹结合’试验政治影响大，说得不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我只能选择沉默。那张卡片被误认为是做假，最后取出来扔掉了”。

2006年秋天，作为“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被邀请的尊贵客人，徐虹回到阔别38年的发射基地。在这里他久别重逢了同为“七勇士”的佟连捷、刘启泉。当年的一头青丝，都已是满头霜雪。

徐虹和佟连捷50年后重回地下控制室

佟连捷也一直恪守着当年的保密规定，直到当天他被媒体追逐采访，陪同的老伴才知道丈夫是当年的“七勇士”之一。看了地下控制室后，老伴吃力地爬上地面，一句话没说，扑到佟连捷身上又捶又打，放声大哭。

在基地接待宴会上，戒酒多年的刘启泉破例与老伴喝了交杯酒，说：“老伴啊，这个秘密我保守了这么多年，今天你第一次来到了我曾经工作战斗的地方，我老刘对不住你啊，委屈你了！”

而直到2016年4月24日，首个“中国航天日”，徐虹、佟连捷、刘启泉三人专程赶往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参加王世成、颜振清的骨灰安放仪式，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此前安葬于此的高震亚、张其彬，才完成“七勇士”50年后的“聚首”。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电视台从2015年12月开始拍摄6集纪录片《两弹结合风云录》。摄制组历时一年零七个月，走遍19个省2个直辖市，通过媒体登文找人、战友间口口相传发布消息、网上查找有关两弹结合的署名文章，最终寻访到109位“两弹”试验的亲历者。

“一路的拍摄伴随泪水和感动，对我来说是一种内心的洗礼。”编导鲁燕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20来岁的亲历者，如今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了，“很多老人转业回到地方后，便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他们隐姓埋名，有的现在生活得很清苦。但是面对镜头回忆起当年的种种，依然难掩激情，他们觉得，为两弹事业奋斗的那些年，是他们人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光”。

赵符修和田现坤，就是摄制组找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两人先后退役，转业到四川九洲电器集团。田现坤一直在该集团基建处工作，身体本来很壮，却在1992年罹患癌症去世，年仅49岁；赵符修则在该集团线缆公司上班，今年72岁的他早已退休。对于参加“两弹结合”试验的任务，田现坤至死对家人都一字未提，赵符修同样一直未对任何人提及。

直到《两弹结合风云录》2017年在央视播出，两人的故事才在他们工作生活所在的绵阳引起巨大震动。今年2月他们获选2017年度“感动绵阳”十大人物。

更多的生性醇厚的老兵，复员后则回归农村继续原来的生活轨迹，坚守着保密协定，甚至一些复员后的老兵出现相关健康问题时，他们仍不敢向医生言明自己过去的工作。“战友魏天修，退伍回到河南襄县农村，后来得了重病去就医，医生诊断后问他是否接触过核辐射，他回避说没有。”徐虹痛心地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魏天修病逝于39岁。

五

在徐虹眼里，还有一位更冤屈的战友。他是来自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张中华，“两弹结合”试验的6号舵机操作手，与赵符修一组，荣立了三等功。“他是文艺骨干，吹拉弹唱，能写会说，是中队宣传队队员。”徐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张中华却在1969年被开除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原因是他在报纸上练习书法，墨汁污秽了领袖形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张中华回到村里，生活困窘，后来到平顶山某煤矿干临时矿工，他叔叔在那里当副矿长。“1990年代他来找过我，说了文革中的这桩冤屈事，想‘平反’。但当时基地处于军事保密状况，部队变化又很大，人员分流组建了太原、东北和西昌等卫星发射基地，档案都没法找到。”徐虹说，张中华身体一直不好，婚也离了，一直背负罪名，2016年死于心梗。

“两弹结合”试验，一直是秘密任务，直到2006年才解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也是郝解放一直恪守的原则。几十年来，家里人只知道他当过兵，只知道每逢电视中转播导弹、卫星发射，他都会打电话通知亲朋好友收看。

2010年社区门口张贴告示，通知参加核试验军队的退役人员填写登记资料。郝解放从箱子里翻出发射二中队集体一等功材料和3次个人三等功证书。由于部队长期属于秘密单位，他所在的六班又是机密中的机密，他先后申报了4次，社区回复他：“报到民政局了，但是无法核实。”

“两弹”发射任务完成后，郝解放被调往国防科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学习，之后转业回到太原，在山西省劳改局担任管教干部直至退休。2016年8月18日晚，借助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郝解放与另一位天津老兵曹以祥，才和全班其他战友重新建立联系。团聚时刻，郝解放和班长徐虹紧紧拥抱，满眼泪水。

纪念章

“岁数越大，越怀念当兵的日子。”今年72岁的郝解放说，他特别想和战友重回魂牵梦萦的发射基地，看一看基地这些年的变化，回味那一段满嘴沙子味儿的日子，“50年，并不远”。

其实，不仅仅是郝解放和他的战友，许多发射官兵也有同样的经历。《解放军报》的报道称，特别是从事重点科研试验任务的技术人员，没有一个人上过报纸、电视。许多原本可以著书立说的科技专家，只能把成果锁入保险柜，提起他们从事的工作，总是讳莫如深、守口如瓶。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科研成果奖励制，将成果与职称、职务挂钩，官兵们累积下来的成果有上百项，但不少成果弄不清是谁的，直到今天也没人去认领。“那一代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成果和姓名一起装在了国家的保密柜里，把自己干过的事情永远埋在了心底，烂在了肚子里。他们没有通常，只有非常；他们没有声音，只有行动；他们没有传记，只有传说。”

201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50周年，徐虹和战友们在郑州组织了一次聚会。这些年逾古稀的航天老兵纷纷从河南、天津、广东、陕西等地赶来，人数上百人。重逢，是再会的喜悦，是握紧的双手，是温暖的拥抱，还有拍不完的照片。

此后的每年10月，这些“两弹”老兵都要搞庆祝活动，战友们凑在一起回忆曾经在戈壁深处的时光。那是每一个曾在那里服役的人最宝贵的经历，虽然他们作为核导弹试验庞大“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并不懂得什么是核聚变，常常只听命令不问原由，在场区身临险境回收着自己或许看不懂的仪器和设备，但作为核导弹试验不可或缺的执行者，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躯体和意志，铺就了中国核武器梦想到现实之路。

其实每一次聚会都有遗憾，总有战友缺席。徐虹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总有人身体不好，病得厉害，甚至瘫痪，说不了话，行动不便，来不了。每年都会走几个。能见一次是一次吧。”

李西川1979年转业到了三门峡人防部门，83岁的他锻炼身体、接送孙子，现在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对于曾经的荣光，他称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自己铭记就好，不用太多描摹”。

今年75岁的史良也是一名“两弹”老兵，近年来他一直用笔记录自己在东风基地的燃情岁月，创作并出版了《大漠军魂》一书。“我怀念那时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将个人的牺牲置之度外的精神。”他说，如果人生还有一次再出发的机会，仍然选择回基地当一名老兵。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实习编辑：朱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