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天前，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武汉“封城”，1100万武汉人民移动轨迹暂停。随后，全国各地医护火速驰援湖北，与病毒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

今天，武汉解封，南都记者在见证了这座英雄城市浴火重生的过程。

关键时刻按下暂停键

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与其第一大支流汉江在湖北地区相汇，分割出三座城镇：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镇隔江鼎立，构成我国中部第一大城市——武汉。

迄今为止，人类依然无法得知，是谁在武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了恶魔——新型冠状病毒。

4个月前的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记录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武汉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吴瑜，出院两个多月后才想起一个细节：1月初的一次聚餐，一个朋友迟到了，她让这位“得了感冒”的朋友坐在身边。她确信，这是她噩梦的开始，此后不久，她先发病，继而老公被她传染也发病，两人几乎丧命。“都是无声无息地就被感染了，这就是命。我和我老公能一起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那个朋友就没挺过来，我们都经常想起他。”吴瑜的那次聚餐，导致好几个人发病，有几个去世，他们又传染了多少人则无从得知。

由于病毒极强的传染性，1月底，武汉市累计报告的确诊和疑似患者已经超过1万例，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大量感染者因无法住院，频繁往返于医院和社区。

疫情暴发于“春运”这个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间窗口，而武汉又是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一派祥和、喜庆。这个春节，因为新冠疫情的迅速扩散，人们一个个被感染，一个个倒下，电话中、网络平台上到处都是呼救声，武汉的空气中一度弥漫着恐惧和绝望。

在这关键的时空节点，1月23日开始，武汉封城，内外交通封锁，切断病毒传播路径，1100万武汉人民就地转入“战疫”时间。

封城让距离更远心灵更近

新冠肺炎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远，封城措施将这个距离拉得更开，武汉和全国各地城市的距离仿佛变得更遥远。

武汉是一座充满着爱的城市，即使封闭城门。

在武汉从事专业翻译工作的汤红秋，在1月23日早晨看到手机上武汉“封城”的新闻而坐立不安。当晚，她开车从汉口穿过长江隧道到武昌，平时隧道都是满的，这次一辆车都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给她带来不安，也让她联想到日后生活的各种不便。

她想到了这个城市的千万同胞。除夕夜，汤红秋给武汉的5个好朋友相继打电话，说希望一起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6个人的微信群就建立了起来，她们是：汤红秋、郭晓、徐斌、马松、黄素琼和小鱼儿。

6人微信群第二天壮大到60多人，第三天200多人。最先让群里的人感到心焦的是城内防护物资的严重缺乏。汤红秋想到了在一线最危险的医护人员。她和朋友陈蓉募集资金，联系国内一家口罩厂家想给医护捐口罩，等资金筹到之后，工厂却停产了。汤红秋和陈蓉在电话里急得哭起来：“为什么？怎么会这样……”事实上，她们自己也没有防护物资。一直在助患者去医院，担心感染的汤红秋一度逼老公承诺，一旦她不幸离开，要好好照顾她的父母。

汤红秋全身心融入志愿者大家庭。第四天，她们开始成立了不同的小组，忙得废寝忘食。第五天，他们在行动中结识了很多其他志愿者团队，爱心汇聚形成联盟，大家为团队取名“武汉美德志愿者联盟”。

志愿者联盟中的爱心车队从刚开始的私家车到小货车、小卡车、大货车的加入，从开始调度一个车队到后来大规模协调调度多个车队。老师、学生、公务员、教授、白领，企业家、记者和海外人士，以及心理咨询工作人员、律师和普通工人等600人充实着这个联盟。

“后来我们关注抗疫行动中社会救助的盲点，比如帮助病人转发求助信息和联系救助机构，帮助流浪在武汉无家可归的人”，汤红秋说，疫情期间1400多吨各类物资通过她们转运分发，包括20万公斤消毒液和酒精、10万双手套、17280箱牛奶、10000多套防护服、10多万只口罩、14000盒茶叶、几十卡车瓜果蔬菜、大米饼干，几十台呼吸机、1辆救护车，物资价值近3亿元。

美德志愿者联盟的关爱覆盖火神山、雷神山等二十多家一线医院、9个方舱医院、100多家养老院、70多个社区、5600多位空巢老人、600多位残疾儿童、400多位普通市民、100多位滞留在汉人员等，帮助人数超过十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和封城让人与人、城与城的距离变远，也让心与心的距离靠得更近。民间志愿者的行动，融冰化雪，温暖武汉这座城。

方舱医院让人看到曙光

封城后，在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又是另外一番抗疫图景。

武昌区水果湖街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在除夕当天已经放假。由于医院床位紧缺，大量患者往返于社区和医院之间，医护人员抗疫压力也越来越大。王学丽接到通知立刻返岗，此时13名社区工作人员有3个已被感染，一位则因家属被感染需要照顾无法返岗。

王学丽回到社区之后发现，一两天内社区就突然增加了很多病人，之后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所有人都备受煎熬。被感染的居民需要尽快送到医院，这不仅关乎他的性命，也关乎全社区每个人的安危。

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不是不大。“有个同事因为咽喉炎一直咳嗽，忽然有一天夜里不咳了，把我们都吓死了。我们自己喉咙痒很想咳都不敢咳，有一天晚上我睡着咳嗽咳醒了，吓得突然坐起来，背上一身冷汗。”王学丽说，刚开始，跟感染的社区居民接触，年轻的同事吓得腿发抖，她其实也很害怕，但只能自己顶上去。

一度，王学丽觉得自己一定会被感染，只求家人平安。“这么一想反而不怕了。然后，其他人也没那么怕了，工作逐渐进入正轨。”王学丽说，此后，一个个志愿者在社区干部的带领下，走出恐惧，来到抗疫第一线，她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她的母亲在河南老家去世。“我很想回去，但那种情况，就是走不开，也回不去啊。”她眼里含着泪水回忆。

王学丽说，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为社区患者抢到一张床位，她送患者去指定地方搭大巴去医院，那天刚好小区封路，到一个路口被封，到一个路口又被封。“那个大巴到点就要开，否则医院的床位就给别人了，新冠肺炎患者缺氧走不快。如果他错过了不知道还等到什么时候，人可能就等没了。我一急就冲上去挡在那个车前面，结果车上的人和司机都冲着我喊，这一车人被耽误，我的罪过更大。唉，我心里那个煎熬，感觉时间太漫长了。”王学丽说。

东亭社区先后一共转运了数十位患者。“现在患者CT片子，我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新冠肺炎，轻症还是重症。”王学丽说，她和东亭社区只是“封城”后武汉诸多社区中的一个缩影。而后来陆续启用的方舱医院，好比黑暗中的曙光，让社区患者转运明显加快，让她们这些社区工作者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

生生不息的社区志愿者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道园博南社区3239户居民中，有540困难户，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社区11个社区工作人员，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了8个，其中1个治愈后辞职。剩下的3个人中，社区居委党委书记郑园园在接到返岗通知前发烧4天，来不及检查就赶紧回来，“否则居委要关门了”。

“小区原本有一支35人的老党员志愿队伍，新冠肺炎导致死的死、病的病，几乎全军覆没。”郑园园说，关键时刻，是对生死的考验，也是对人性的考验，其他两位社区干部的家属率先冲了上来，让队伍变成了5个人。“当时就是抱着同生共死的决心，5个人的状态一直持续了20多天。”此后，两位被感染的社区工作人员康复后立刻返岗，战斗力变成了7个人。“那段时间整个办公室每天都躺着人，咳的、哭的 、闹的，还有一堆家属，每天都焦头烂额。” 郑园园说。

2月10日前后，一批下沉干部来到园博南社区。喻立平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跟他们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介绍，这一户走了一个，那一户走了两个，听得我心里也发毛。”喻立平说，一次、两次之后，也就不怕了。

喻立平说起社区巡查时，“一会儿这栋楼下来几个人，一会儿那栋楼下来几个，你劝他回去，他说家里没吃的了。”喻立平意识到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得组织人把社区管起来，同时确保待在家里的居民有基本生活保障。

油、米、面、蔬菜、肉、巴沙鱼……“通过身边熟悉的圈子发动募捐，园博南社区发了70多吨生活物资，给困难户发了很多次，给所有人发了三四次。”喻立平说，小范围的募捐发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个人、企业、寺庙甚至农民兄弟的爱心捐赠，支援了武汉30多个社区。

人民战争的组织和发动在最初也遇到了挫折，只有3个人报名。“领导（注：指喻立平）就和我说，从党员里面再动员，一定会有党员挺身而出，实在没有也不勉强。”郑园园说，后来定向发动发现，党员群体和年轻人群体确实非常积极，有的一家三口都来了。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一对非常热心的志愿愿者夫妇被感染，此后一家四口均被感染。“那位女志愿者病得特别重，就从志愿者变成了患者，自己背着个氧气瓶也来社区门口坐着等床位。我急得哭，把认识的领导都找遍了，但在她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帮不上她。”郑园园说，这位志愿者经过救治后来痊愈，又表达了继续做志愿者的意愿。

“还是有些人不听劝跑下楼的，就发个喇叭，让他们去喊话，叫大家不要出门，让他们（志愿者）去帮忙买东西、买药，跑得可起劲了。”郑园园说，她们首先让志愿者管好自己所在的楼栋，给志愿者分工，把每栋楼的工作都做到位。

喻立平感慨，园博南社区在原有的志愿者队伍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能够重新迅速发动和组织起一支70多人的志愿队伍，生生不息的力量，让人感到非常振奋。

白衣兵团正面狙击战

如果说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堡垒，医院就是抗击疫情的决战之地。1月23日开始，全国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护陆续挺进湖北，与疫情展开正面决战。

首批驰援武汉的广东医疗队，130多人的精英队伍在除夕夜抵达武汉，领队郭亚兵带领队伍进驻汉口医院时，地上到处都躺着病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和院领导被感染了50多个。病人太多、医务人员太少、医院基本条件太差、管理混乱也让他意识到，这比17年前他率队到北京抗击“非典”时的情景复杂、惨烈得多。

医疗条件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救治效果。广东医疗队刚进驻汉口医院的前两个星期，新冠肺炎的病亡率一度高达80%。有些病人病情经常迅速恶化，无力感让这一支队伍非常沮丧。

随后，郭亚兵团队把病人的资料传回广州的南方医院信息学分析团队，让后方研究建立了多个预测病情发展趋势模型，为抢救生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遇到疑难病例，就将患者病历传到广东医生使用的EMDT（移动多学科会诊）手机APP，五六百名各领域专家在平台上“会诊”，出谋划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是武汉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当时，这里医务人员的心情和郭亚兵团队一样，一度非常沮丧。

驰援该医院ICU病房的负责人、上海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圣青刚到医院时，面对“来一个死一个”的状况几近崩溃，“经常半夜梦醒惊坐起啊……不要说半眨眼，就是不眨眼，病人都有可能就过去了”。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每一个死亡病例都会被详细讨论和复盘，专家们努力从中寻找规律。在这里，医生经常因为没有成功抢救患者而自责，护理部负责人对护士长开会也表示：“提高救治率降低死亡率，我们护士是大有作为的，因为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病人病情的变化。”该医院院长刘继红则想方设法激发出全国17支驰援医疗队的水平极限。

白衣战士们日以继夜，不断总结，形成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不断更新到第七版。救治效果不断提升，一位位患者走出医院，一支支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完成任务撤回。

随着武汉日常医疗秩序的基本恢复，标志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取得阶段性生理，武汉成功守住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武汉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目前，中国第七版诊疗方案被多个国家借鉴和采用。

 “希望尽快回到从前”

 今天，离汉通道已经打开，经历考验的武汉依然谨慎。无症状感染者让人们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武汉的社区依然执行严格的防控措施。

“解封不等于解防、确诊病例0新增不等于0风险，城门打开不代表家门打开，城市解封是在日常的防控情况下打开离汉通道，让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的市民安全、有序流动。”武汉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历了至暗时刻的武汉社区工作者非常认同：“我们小区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例，这个成果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王学丽说。郑园园对当前的社区防控也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向喻立平请教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日常化，持续为社区服务，让社区管控更有效，让社区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病愈出院2个多月的武汉新冠肺炎患者吴瑜，心里则一直背负着沉重负担。一开始她担心病情复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头痛，那段时间正好听到消息说有患者‘复阳’，心理特别担心，就特别想去复查搞清楚，后来搞了几天，医院还没联系上，我身体好了，情绪也好一点了，就不想去查了。”

吴瑜说，出院2个多月了，她有时又担心自己还有传染性。“刚开始特别担心传染给小孩，后来我们住在一起了，小孩就相当于我们家‘小白鼠’，现在‘小白鼠’也好好的，说明这个传染的问题应该也还好。”

但吴瑜也遇到了现实问题。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她，隔离结束后和家人兴致勃勃报名参加社区志愿者团队，却被拒了。她们才发现，邻居甚至自己的亲友对病愈的他们依然心怀恐惧。单位已经复工，但领导让她继续在家休息，她不知道要休息到什么时候，单位会给她发工资发到什么时候。

不过，这对经历过生死的吴瑜一家似乎不算大问题。“我老公快不行的时候我守在他身边，后来我在医院觉得自己会死的时打电话给我老公，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我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到医院来送我最后一程。他说，不行，还得在一起几十年。现在我们一年不出门都没问题，前提是身体要好，这样就不会焦虑。”

吴瑜不希望任何人再经历他们曾经经历的痛苦和磨难，也不希望给别人带来不安。“就算武汉彻底自由了，我也不会出去找原来的朋友们，只希望快点出疫苗，让所有人都安全，让所有人都接纳我们，让我们尽快回到从前。”

采写：南都特派记者刘军 发自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