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来自欧洲的左翼学者，也是希腊的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教授做客《这就是中国》节目。当时他提出一个观点称，资本主义正在衰退，而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在政治上更显退步的叫做“技术封建主义”。在本周的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就此展开演讲。

2024年9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邀请希腊的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来担任访问学者。亚尼斯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新锐知识分子，他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亡，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西方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封建主义”阶段。亚尼斯把电子商务、社交媒体这些平台资本给称为“云资本”，他认为平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经典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雇佣劳动，平台劳动越来越像一种“云农奴”。

同时，掌握这些“云资本”的人，他拥有了绕开市场的权力，他什么都不生产，却可以向生产商来收取三到四成的租金，亚尼斯把它称为“云地租”。然后，不同平台之间互相隔绝、壁垒森严，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这种分封状态，他称之为“云领地”。

而过去能够对资本权力进行制衡的国家权力，变得越来越弱。因为这些平台它不仅能够控制人们的生活，也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甚至选票，所以它也能够控制政治权力。像马克·扎克伯格这些平台资本家，他所打造的元宇宙，就是要构建一个独立的平行世界，与现实中的国家分庭抗礼。然后在自己的领地上，“云资本”就是掌管一切的封建王侯。

所以亚尼斯就认为资本主义死了，但不是被共产主义取代，而是倒退回封建主义。那么正如美国左翼学者约迪·迪恩所说：“资本主义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选择共产主义，还是新封建主义呢？”这些左翼学者的答案是新封建主义。

除了亚尼斯，西方近年有不少左翼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这个主题。比如斯洛文尼亚的作家齐泽克、法国学者迪朗都在谈论资本主义的封建化。那么有一些右翼知识分子跟他们殊途同归。他们虽然也对老式的资本主义抱着一种怀念而非批判的态度，但是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正在封建化的现象。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有不少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美国意识形态的辩护士弗朗西斯·福山和法国经济学托马斯·皮凯蒂都从不同立场看到了西方社会正在发生财富和权力的世袭化的倾向。另外最近针对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保罗·克鲁格曼也写文章说：“裙带资本主义正在席卷美国。”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新封建主义这个问题，它不是偶然的。我们回顾近二十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能够看到各方面的封建化的倾向，甚至远远超出这些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程度。

我们很容易发现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的退化迹象：

第一，封建神权的复兴。近年来，从特朗普和美国保守主义到欧洲右翼，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力都在上升。更不用讲中东、土耳其、印度这些国家，都在某种程度出现再宗教化。

第二，封建财阀的力量上升。过去我们大家可能对日本，对韩国的财阀不太陌生，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欧美的财阀力量也开始走到前台，直接来参政。

第三，封建军阀重现。私人或者集团武装力量这种看起来跟现代国家格格不入的现象，正在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近几年美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军人干政的苗头，然后民间的右翼和左翼的这种武装也都开始出现。西方推动的“颜色革命”也使很多原本比较成熟的国家解体，比如利比亚、叙利亚，导致各路军阀粉墨登场。

第四，就是封建世袭积重难返。从特朗普任人唯亲、拜登特赦自己的儿子和一些犯罪的政客，到美国近年来频频曝出的议员或者公共官员让自己的亲属来接班，把国家的公职私相授受。这些案例都显示出美国的政治权力已经出现严重的世袭性。有研究发现，光在国会这个层级上，美国就已经有七百多个政治门阀。

第五，封建庄园又重新出现。不仅是亚尼斯这些学者，他所指出的数据和平台庄园，线下的土地庄园其实也从来没有绝迹。无论是英国的贵族地产还是美国这些城市背后的大地主，我们看起来表面上非常现代化的这些西方城市，它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封建式的产权结构。除了这些“老钱”，那么信息产业所造就的“新钱”也已经开始在现实中买田购地，像比尔·盖茨这些人一度被吹上天，吹成创新企业家，但是今天都已经开始成为美国的大地主。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的封建化，它是一个系统现象，绝不仅仅是在技术和平台资本这个方面发展的结果。

那么亚尼斯这些西方学者，虽然他们的批判意识已经非常可贵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话语牢笼。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认为平台资本崛起，导致市场经济面临失败、自由雇佣劳动衰落、代议制选举受到新技术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这种批判还是太表面了，它存在不少问题，我简单地讲几条。

比如第一，他们指出的这种市场和利润的消亡，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它只是暴露出了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落后性和野蛮性。诚然，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政治解放、市民社会等等，他意思就是说，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的经济地位和他的政治地位是挂钩的，比如说你是个大地主、大贵族，你就享受相应的封建特权，而没有土地的人，你只能去当农奴，当附庸。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就是政治解放，让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脱钩，变成现代的这种个人，实现了基本的政治平等。那么将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人的真正解放，按照马克思来讲，要靠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

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它反封建并不彻底，资本主义靠市场经济和自由雇佣劳动来剥削，这是一种经济剥削，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超经济剥削。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里边脱胎而来的，它本身就拖着长长的封建的尾巴。从欧洲内部长期存在的奴役劳动，北美的白人契约奴、黑奴，到今天美国仍然泛滥的童工、男女同工不同酬，从西方殖民主义对其他地区的种族灭绝和残酷剥削，对印度和清朝的掠夺，到帝国主义的全球吸血和世界大战，再到近年来美国四处搞颠覆、抢资源、偷石油，资本主义能够杀人越货、搞超经济剥削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客气的。只有超经济剥削搞不了，它才会耐心坐下来，我搞经济剥削。从这个角度讲，今天资本主义出现的这种违背市场经济和利润原则的倒退，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形态而已。那么中国崛起最大的一个世界意义就是让西方资本主义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去掠夺和剥削世界，于是就把资本主义给打回了原形。

第二，他们这些人（西方学者）没有真正碰触到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看这些知识分子探讨，基本上不谈美国自由民主制度，或者西方这种代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实际上市场经济他认为还是健康的，代议制是民主的。所以他们批判新封建一定程度上还是包含有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愿谈的是，西方代议制本身并不是那么现代，它本身就是一种封建制度的遗留。在古代西方的历史上，能够称为民主的制度，都不是以选举为主，而是采取表决、抽签等等制度。选举则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制度形态。无论是天主教会的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波兰王国的贵族民主制、英国的议会制，都是贵族掌握和分配政权的一种形式。到了现代，选举权扩散，代议制也披上一个虚假的民主外衣，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贵族制度，只不过封建贵族被替换成了商业贵族，然后工业贵族，再后来演变为垄断资产阶级贵族，二战后逐渐替换成犹太和金融资产阶级。今天的美国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科技和平台资本新贵所发起的新一波替换运动，掌握权力的永远是资本贵族。正如英国思想家拉斯基所说，所谓代议制就是不同类型的财产权按照比例来分享政治权力的一个制度。西方代议制本质上就是一种把财产权力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的工具。那么当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停滞，资本家的进步性开始消失，社会贫富分化和财富积累出现世袭化倾向，那就一定会带来权力的世袭化。从世袭财产到世袭权力，难怪今天西方看起来越来越像封建社会。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亚尼斯他们提到了通过技术社会主义或者技术共产主义这些方案。但是作为欧洲左翼学者，他们的思想局限非常大，而且他也缺乏对社会主义如何运行的直观经验。比如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大资本平台，那么美国只能是国会装模作样地把他请过来质询一下，而在中国我们可以通过监管、处罚、立法等等方式来规范平台资本的发展。西方左翼它跳不出代议制的思想套路。其实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我们靠先锋政党，靠公有制，靠人民政权，靠人民军队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当然中国今天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也要改革，但是我的观点绝不是今天一些学者或者社会人士所主张的教条主义的自由化，或者开放化方向的改革。

第三，封建主义的含义本身很复杂，单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封建的一个特征就是地方权力的割据。西方文化它就特别喜欢强调自治，其实这本身就是封建传统一个部分。人类从小社会结合成大社会，形成统一的经济和政治体，是非常难的，它对制度和文化都有极高的要求。我们中国是从战国时代开始，到秦统一，才逐渐逐渐走出政治权力的封建割据状态，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实践，到今天我们依然要在国家统一和地方自治之间寻找这种平衡。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能让特殊性压倒统一性，不能让地方性危害整体性。而相反，西方历史它非常缺乏统一政治经验，所以它在近代反封建的过程中，除了欧洲的一些小国一度建立起比较统一的政治实体，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它的政治建设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比如英国、德国、美国，都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和一体化，所谓的联邦制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性的半成品。而欧盟更是一个未完成就陷入重重危机的制度实验。因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停滞，国家建构阶段也告一段落，这些封建因素就开始上升消解统一国家，重新进入到各种地方性、特殊性力量割据的状态。亚尼斯这些学者他们所看到的技术封建割据、云割据、数据庄园，就是这种封建性政治结构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

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一一展开。总之，以亚尼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他们的思考和批判，虽然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囿于欧美文明自身的局限，他们并未能看到问题的全貌，也做不到理论的彻底，很难真正提出有效的方案。因而，最后不是沦为对资本主义历史倒退的一个悲观主义的哀鸣，就是陷入对未来方向的唯心主义的空想。比如他们对新封建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世袭化，所提出的方案要么就是不疼不痒的收税，问题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你向资本收税，这不就是与虎谋皮吗。要么他们就是空泛地谈论共产主义，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约迪·迪恩，也在讲先锋政党，讲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堡垒中，不会自动地生长出共产主义。

真的希望这些思想家以后提出更好的理论，更有力的话语，更积极主动地帮助世界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反对封建主义的复辟，来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进步的现代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