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7月31日在伊朗遇袭身亡。

哈马斯说是以色列用导弹炸死的；以色列秉持一贯态度：不对外国媒体的报道发表评论。

哈马斯创始人亚辛，2004年被以色列用导弹炸死；一个月后，继任的第二代领导人兰提西，也被导弹炸死；第三代领导人哈尼亚，如今也殒命伊朗，难逃厄运。

哈尼亚的遇袭细节，随着调查深入，将逐渐见诸报端；但如果真是以色列干的，如何跟踪、策划、部署、执行，这一切真相，可能多年后才会真相大白，也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不过，有一本书可以让我们一窥以色列“暗杀”的幕后运作。

这部聚焦以色列情报活动核心的非虚构作品，荣获2018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作者罗南·伯格曼，被誉为“以色列最好的调查记者”。

伯格曼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数百次采访过历任国家领导人，以色列国防军、摩萨德、辛贝特、凯撒利亚等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还接触了无数一线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

这些人的叙述，加上公开的档案、其他新闻报道和一线人员悄悄藏匿的总计数千份文件，作者深入了以色列最隐秘活动的核心，再现了一次次重大定点杀戮行动的规划、实施过程，以及最终的成败得失。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这本书：

“一部历史和调查报道相结合的作品，伯格曼从未忽略当一个国家作为种族灭绝目标的无国籍人的避难所而建立，并决定为生存而杀人时所产生的伦理问题……本书中充满了命运多舛和意外后果，随处可见令人震惊的时刻和突如其来的波折。”

以下为本书第32章《摘银莲花行动》节选内容，讲述了以色列“定点清除”哈马斯创始人亚辛的过程。

（……前文）

“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给他们很大的打击，大到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觉得这种事总体来说已经变得不值当。”当时的一位辛贝特高官说。

这种担心导致了一项新计划诞生，代号为“摘银莲花”。虽然以色列已经宣布那些组织的每个成员都是“滴答作响的设施”的一部分，但它几乎没有碰过政治领导人。但这种推理已经变了。“阿曼”的泽维-法卡什少将说：“在哈马斯，政治梯队和军事梯队之间没有区别，所谓的‘政治’领导人参与了一切。他们制定政策，发布命令，决定什么时候进行攻击，什么时候按兵不动。”事实上，有人认为，宣布哪个为政治派别的唯一目的是为其捏造国际地位，以使其某些领导人免于暗杀。“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明确的威慑力量，”泽维-法卡什说，“没有哪个政治梯队是我们不会碰的。”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每位领导人现在都成了目标。要的就是把他们全部干掉。

三十二“摘银莲花行动”

易卜拉欣·马卡德梅知道以色列人会来杀他。无论如何，他应当想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情报特工已跟他说很多。他们是从辛贝特的一名双重间谍那里听说的，这名间谍说自己奉以色列人之命监视马卡德梅的日常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杀掉他，辛贝特为什么会想知道他的行踪呢？

也许他并不相信。马卡德梅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宗教、圣战以及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书籍和文章，他是位伊斯兰理论家。作为一名极端的哈马斯战略家，他鼓吹发动一场圣战来摧毁这个犹太国，而且他还充当该组织的政治派别和军事派别间的联络人。然而，他同时还是一名牙医，是加沙伊斯兰大学一名受欢迎的讲师。他是学术界的博学之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政治上，并不直接参与恐怖行动。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特工让他躲一段时间，等以色列人找他找得不耐烦了再出来。马卡德梅不当回事，照常在大学里授课。2003年3月8日早上9点半左右，马卡德梅的助手及两名保镖去他位于加沙地带的希克拉旺(Sheikh Radwan)社区的家里接他。

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看到了。

助手打电话到大学的院长办公室，通知他们马卡德梅很快会到，说他希望学生们能在演讲厅等他。“尽管冒着生命危险。”助手补充说——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自己大概并不真信。

马卡德梅、助手以及保镖们沿着贾拉(Al-Jalaa)大街走了1000英尺，随后两架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4枚“地狱火”导弹摧毁了他们的那辆车。

他们以及在附近街道上玩耍的一个小男孩，成了沙龙及其安全内阁在2003年初批准的“摘银莲花行动”的第一批受害者。基本假定是，圣战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希望其追随者做的事——自杀式袭击——如果贴上标价签，即他们自己的生活，就会进入一个不同的维度。或者按照国防部政治安全参谋长阿莫斯·吉拉德的描述，“他们都知道天堂里的72个处女不可能被证明，而他们，那些领导人，根本不准备亲自验证这一点”。

“摘银莲花行动”比“阿曼”的泽维-法卡什少将所鼓吹的针对政治领导人的大规模暗杀战略微妙得多。事实上，这种行动不会针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所有领导人。比方说，哈马斯创始人亚辛就被排除在最初的目标清单外，因为担心如果亚辛被杀，会有更多巴勒斯坦人加入战斗。但要点是一样的：让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知道，称自己为政治官员再也没用了。

定义这些参数花了数月时间进行辩论，就此类杀戮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最重要的是）是否具有战略实用性达成一致意见的辩论也是如此。阿维·迪希特的前任、辛贝特局长阿米·阿亚隆说：“把恐怖主义和蛇做比较，以为它们被砍了脑袋就没法动了，这么比过于简单化了，很难想象谁会相信。恐怖组织的组建方式就像矩阵。即便它确实有个脑袋，那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几乎无法控制行动上的脑袋。”换句话说，斩首没有太多操作上的意义。但它的确创造了一个类似的先例。他说，如果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是合法目标，那么“坐在他办公室授权采取行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又当如何呢？这是否也使他成为合法清除的目标了呢？”

尽管如此，“摘银莲花行动”还是很轻松地付诸实施了。在马卡德梅遇袭3个月后，以色列国防军一架无人机攻击了哈马斯的二号人物阿卜杜·阿齐兹·兰提西，但只伤了他。之后在8月12日，哈马斯创始人之一、政治派别领导人、其在阿拉伯及海外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伊斯梅尔·阿布·沙纳布，在离加沙的联合国大楼不远的地方被阿帕奇发射的5枚导弹杀死。

正如外交部高级官员在“摘银莲花行动”开始前所担心的那样，国际社会确实对攻击军事行动人员和政治行动人员是分开看待的。阿布·沙纳布遇刺事件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行动的争议，尽管西方承认以色列正在对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展开艰苦的斗争。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谴责了这次袭击，称以色列无权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进行“法外处决”。阿布·沙纳布的老上级亚辛在向巴勒斯坦媒体发表的声明中，用更直白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所有的红线都过了，以色列将为此付出代价。”

也许连亚辛也不清楚，以色列将为自己最近的行动升级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旧的规则血腥而野蛮，但至少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战术上的底线。杀死阿布·沙纳布让哈马斯深感紧张——阿布·沙纳布参与哈马斯政治活动，而政治活动被该组织领导人视为禁区。亚辛需要想出反击的办法，而且要快。

暗杀发生后不久，亚辛命令哈马斯所有军事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9月6日在马尔万·阿布·拉斯博士家聚会，后者是加沙地带的宗教领袖、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让其所有高级人员在同一时间到同一地点，导致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目标。如果走漏风声，亚辛只能寄希望于以色列可能会认为杀掉他们所有人都抵不上可能造成的附带伤害。

辛贝特的主管阿维·迪希特已经从人力和技术两个渠道得知了此次会议，认为这会是个划算的买卖。他说：“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没有哪个劲敌犯下如此大错，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错误。”

会议本该在4点开始。到了下午3点40分，两架F-16战斗机携带1吨重的炸弹在天上飞，在地中海上空盘旋，以免引起房间里众人的怀疑。空军分析部门已经计算出，摧毁阿布·拉斯的三层楼需要这么大一枚炸弹。

时间到了3点45分，参谋长亚阿隆召来了行动分析师，还带来了地图和航拍照片。

“你们估算附带伤害是多少？”亚阿隆问。

阿布·拉斯家旁边是一座5层楼高的公寓，里面住了差不多40户人家。“阿曼”主管泽维-法卡什说：“男人们下午4点可能还没回家，但可以确定的是里面肯定有几十个妇女儿童。”

“如果我们扔下1吨重的炸弹，他们会怎样？”

“大量伤亡，甚至可能不只如此。”另一位分析师回答。

谢哈德之祸所引发的抗议尚未被遗忘。沙龙的助手多夫·魏斯格拉斯说：“我们这里没有人沉迷于杀戮，相反，空军终于意识到七八个平民的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消灭一个恐怖分子的好处。”空军甚至努力开发爆炸半径更小的弹药，用水泥来取代高达90%的爆炸材料。不过水泥炸弹不会摧毁一座3层楼的房子。

亚阿隆参加了沙龙、迪希特以及另外三人举行的电话会议。“总理先生，”他说，“我建议取消攻击。这次行动会赔上几十个平民的性命。我们将打赢这场仗，但会输掉国际和国内两个舞台上的战争。以色列人民不会容忍对妇女和儿童的又一次这样的打击。我们的进攻需要内部和外部合法性才能继续，但现在我们可能会给这两方面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迪希特认为，以色列将错失一个对其头号敌人造成“或许无法弥补”的伤害的历史性机遇。

但亚阿隆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干，我们可以把哈马斯领导人一锅端，但我们也会面临着数十万名抗议者走上拉宾广场的风险。他们会高喊我们是一支谋杀妇女和儿童的残暴军队。我们需要避免这一点。我们会有机会的。他们的末日终会到来。”

沙龙取消了攻击。

迪希特待在联合作战室里，既愤怒又沮丧。讽刺的是，他是最早意识到谢哈德之祸是一场大灾难的人之一，也是他最早意识到数十个平民伤亡意味着“目标已清除，行动却失败了”。

但哈马斯的集会具有历史意义。他称之为“梦之队聚首了”。他浏览了所有关于哈马斯秘密会议的情报信息，几分钟后，想出个解决办法。顶楼是一间客厅，铺着地毯，像是聚会的地方，已经拉上了窗帘。有理由认为会议将在那里召开，他问过联合作战室里的一名分析师，得到同样说法。迪希特招来作战分析师，询问是否有办法只摧毁房子的这个部分，确保相邻的结构不会受损。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一枚带着250公斤弹头的小型导弹从窗户射进去，就能确保摧毁房中的每个人，同时对房间外不大会或者不会造成损害。

迪希特又让所有人回来开电话会议，告诉他们那个聚会可能会在三楼。泽维-法卡什对此表示怀疑。亚阿隆也没有被说服。“在我看来，把亚辛连轮椅带人一起抬去三楼有些奇怪，”他说，“但这是辛贝特的估计。我知道如何在不造成相邻房屋中人员伤亡的情况下破坏顶楼。可以继续。”所有高级官员在安全电话线上再次开了个电话会议。沙龙听着，在迪希特和亚阿隆讲完后批准了行动。

联合作战室派出了3架无人机监视该建筑。他们看着与会者抵达并走进房子。这证明辛贝特的信息是准确的——哈马斯整个政治派别和军事派别的领导人都到齐了，包括坐在轮椅上的亚辛、接替谢哈德担任战地指挥官的艾哈迈德·贾巴里、卡桑旅指挥官穆罕默德·迪夫。自从迪夫1996年接替叶海亚·阿亚什的位置之后，以色列试图杀他已经7年多了。“每次我们都会砍掉他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但他仍然活着。”当天在联合作战室的一名资深辛贝特官员说。

4点35分，一架F-16的飞行员朝拉着窗帘的窗户发射了一枚导弹。“阿尔法。”飞行员报告，意思是正中目标。建筑顶楼喷出火焰，砖块和家具的碎片飞向四面八方。联合作战室的分析师忙着确定碎片中是否包含了人类肢体。巨大的爆炸令整个地区发颤。

但会议是在一楼开的。“他们马上站起来，掸去烟尘，从房里跑了出去，”迪希特说，“我们看着他们逃命。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我看见亚辛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惊慌失措地开始逃命。”

迪希特想派一支无人机中队去炸掉所有从该建筑的停车位呼啸而出的汽车，但他的想法被国防部长莫法兹否决了，因为“极可能伤及平民”。

“我环顾作战室，”迪希特说，“看到每个人都在错失良机时丧失了理智。这是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你必须为比如像刺杀谢哈德那样的事所造成的问题付出代价。我不敢统计如果放弃炸毁整座房子将会导致多少以色列人死伤。在此之后，我们不得不一个个地对付他们。有时在付出巨大努力后，我们成功了。但很抱歉，他们中的有些人至今还活着。”

袭击阿布·拉斯家3天后，快到6点时，一个身着军装、背着大背包的男人走进了几百人的队伍，队伍里是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傍晚的余热中等在茨里芬军事基地外。公交车站和搭便车的亭子都有高高的顶棚，可以在烈日下为人遮阴，人们在那里等待公交车或者一辆便车，总有热心人乐意让匆忙开始自己短暂休假的士兵搭车。

几分钟后，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来到车站。那个男人，一名哈马斯人肉炸弹，显然害怕自己会被发现，于是按下了按钮。

9名士兵死亡，18人受伤。

哈马斯正在猛烈抨击以色列袭击阿布·拉斯的住所和暗杀其政治人物。作为报复，哈马斯重新用上了当初导致以色列的打击升级的低技术含量、高度恐怖的战术——自杀式炸弹。

任务被分配给了位于拉马拉的哈马斯指挥中心，中心经营着一个小组，该小组已经与来自耶路撒冷西北部的巴勒斯坦贝特利奎亚村(Beit Liqya)的几名潜在的人肉炸弹有过接触。在茨里芬基地外袭击的前一天，一名人肉炸弹被派到耶路撒冷的一家餐厅，但此人在最后一刻因恐惧而却步了。另一名被招募来执行任务的人肉炸弹叫伊哈布·阿布·萨利姆，就是第二天在茨里芬搭便车的车站引爆自己的那个年轻人。

沙龙总理收到袭击消息时，正在新德里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举行会谈。他授权外长在他不在国内期间，采取“必要的应对行动”。沙洛姆召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情报界负责人在国防部举行紧急会议。

晚上10点，也就是茨里芬基地的士兵被害4小时后，沙洛姆立即询问与会的辛贝特和“阿曼”的代表，他们能杀掉哈马斯里的谁。不能对自杀式袭击毫无反应。“我们一直在监视马哈茂德·扎哈尔。”一名辛贝特官员说。扎哈尔是名外科医生，也是哈马斯的创始人之一，他被视为该组织中极端派系的领导人。

“也许我们可以干掉他，但要考虑到可能伤及无关人员。”

一小时过去了。部分讨论内容还围绕着如何处理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问题。西尔万·沙洛姆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杀掉阿拉法特，或者至少驱逐他。“他策划恐怖活动，支持袭击，只要他还在，屠杀就停止无望，也不可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沙洛姆说。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别官员在听说袭击事件后打电话给他，问他：“你们打算暗杀那个混蛋吗？”

在如何处理阿拉法特的问题上，各方意见分歧。无论如何，很显然这是一个只有总理才能做出的重大决定。

晚上11点20分，助手们进入房间。他们表情沉重。又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次是在耶路撒冷德国侨民区的希勒尔咖啡店。7人死亡，57人受伤。伤亡人员中包括沙尔·泽戴克医疗中心急诊部主任大卫·阿佩尔鲍姆医生，以及他第二天要结婚的女儿娜娃。

这下扎哈尔死定了。

沙洛姆打卫星电话给约夫·加兰特，后者是以色列海军第13突击队前指挥官，多次参加定点清除行动，现在担任总理的军事秘书。加兰特叫醒了沙龙（印度时间比以色列早两个半小时），沙龙立即批准了朝扎哈尔的家发射导弹，不过只能在第二天早上8点30分后，等大人上班、孩子上学、街道安静下来时再动手。

扎哈尔的家人怎么办呢？6小时里连续发生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在以色列一片震惊恐惧的气氛下，没有人真的关心这个问题。

清晨，“特班”的传感器侦测到了扎哈尔正从自己家里往外拨电话，用的是他二楼办公室的线路。

联合作战室通知了沙洛姆。不出几秒，“特班”的报告传来：这通电话是扎哈尔在接受BBC阿拉伯语频道的采访。沙洛姆担心在热门节目直播期间发起袭击会造成什么影响——“上帝不许人们听到爆炸声”——于是下令推迟行动到采访结束。联合作战室的人一直监听，直到他们听见扎哈尔挂断电话。

由于这是一部只有一个信号插头的固定电话，而且扎哈尔的声音也被“特班”的监听技术员以及BBC采访者确认过，对扎哈尔的“死刑执行令”被批准了，尽管没有任何辛贝特特工或摄像头真的看到扎哈尔在他的办公室。两架阿帕奇总共发射了3枚导弹，摧毁了整座房子并杀死了扎哈尔29岁的儿子哈立德及一名保镖，重伤了扎哈尔的妻子。但扎哈尔仅仅是擦伤：他在房外花园里享受着咖啡和雪茄，手里拿着无绳电话。

“摘银莲花行动”在实践中并不像理论上那么有效。以色列在针对几个重要目标的行动中失手了，而哈马斯用两名人肉炸弹进行报复，对以方造成16人死75人伤。虽然以色列采取了各种反恐手段，包括对哈马斯特工进行定点清除，导致以色列的伤亡人数有所减少，但“摘银莲花行动”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即减少尝试实施恐怖行动的次数。哈马斯的政治人物或许被吓坏了，但该组织并不缺愿意成为殉道者的人。

国防机构中的争论却愈演愈烈——对亚辛该怎么办？尽管阿亚隆已经提出了他对蛇和斩首的看法，但似乎越来越明确的一点是，必须让哈马斯的领导人无法发挥作用。

辛贝特和以色列总参侦察营共同策划了一个复杂的计划，绑架并监禁亚辛。但这一想法被放弃了，因为这种行动几乎必然会涉及枪战，而枪战又意味着士兵、旁观的平民或者亚辛本人可能中弹。而且尚不清楚，亚辛再次入狱能否阻止自杀式爆炸事件。以色列官员还记得，在对他的长期监禁（因暗杀哈立德·马沙尔未遂后同侯赛因国王达成了羞辱性协议而获释）期间，哈马斯为营救他而实施的谋杀和绑架行动以及一波又一波的自杀式袭击浪潮。

很多人主张，对付亚辛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将他杀死。

但以色列的决策者在亚辛问题上对扣动扳机犹豫不决，尽管每个人都认为亚辛积极参与指挥和策划了哈马斯的恐怖行动。的确，以色列在前一年的“梦之队”会议上差点杀了他，不过那次会上还有军事派别人员。暗杀他，并且单独暗杀他，这是完全不同的事。亚辛是哈马斯运动的创始人，是世界知名的政治领导人，是整个中东地区公认的宗教人士。

在11月的一次磋商中，阿维·迪希特提出：“暗杀这个人可能会把中东点燃，并从境外带给我们一波恐怖活动浪潮。”国防部政策与政治军事事务部主管阿莫斯·吉拉德少将以鹰派观点闻名，但他也持反对态度。他说：“亚辛是死亡理论家的典范，打造了无数次谋杀。”但他与那些心存担忧的人一样，害怕因为杀死某个被尊为穆斯林精神领袖的人而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陷入大火。

亚阿隆反驳说，亚辛并没有被视为精神领袖，杀掉他除了引发愤怒的谴责，不会有任何反应。“我们在他周围兜圈子，杀掉他身边每个人而不攻击他，”他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国防部长莫法兹甚至选择了一条更残酷的进路：“我们不仅必须攻击他，而且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用‘高调的方式’来做”——也就是说，以色列毫无疑问实施了暗杀。

虽然沙龙原则上同意亚阿隆和莫法兹的话，但迪希特是他在反恐和定点清除问题上的高级顾问，而且在迪希特和其他人的反对下，就连果断坚决的沙龙也丧失了一些自信。

吉奥拉·艾兰少将补充了一条令人担忧的理由：糟糕的公共关系。杀掉一个“上年纪、可怜、半瞎还坐轮椅的瘸子，对以色列难道不是个问题吗？那我们看起来不就成了野蛮西部了吗？”沙龙其实并不担心，但他确实要求听取更多的意见。

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理论家阿萨·卡西尔支持亚阿隆的观点：“国际人权组织鼓吹的政治梯队和军事梯队的划分，也会使希特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免受攻击。梯队的划分在涉及恐怖组织时，尤其令人怀疑。”另一方面，军事法律顾问遭到强烈反对。自从三年前芬克尔斯坦和丹尼尔·雷斯纳确切阐述了定点清除的规则以来，雷斯纳及其下属多次参与行动，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持。有时，他们因担心伤及无辜，会下令推迟行动。在亚辛的问题上，他们第一次因为目标本人的身份而强烈反对。雷斯纳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部分原因在于国际刑事法院是那个时期建立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开始担心因定点杀人而被起诉，并寻求法律支持。

然而，亚阿隆坚持认为，此事已由以色列最高专业法律机构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处理。这也是首次把要定点清除的某人放在这里进行讨论。

“阿曼”和辛贝特的官员带来了红色文件，上面是他们积攒的关于亚辛的所有证据：建立哈马斯，反对以色列国存在的恶毒说教，建立恐怖组织，之前已经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下令绑架和谋杀以色列士兵的指控而被定罪，此外还有购置武器、为军事活动筹款、倡导自杀式恐怖活动等。

芬克尔斯坦和雷斯纳在给红色文件充分尊重的情况下，认为定点清除并不是为了报复或惩罚手段，而是为了预防未来的袭击。

情报材料中最近并无迹象显示亚辛直接参与了恐怖活动。“但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一直在盯着他，”一名“阿曼”代表辩称，“因此，他非常小心，不用电话或者其他任何电子手段来谈论任何事。”

司法部长伊利亚金·鲁宾斯坦赞同军事法律顾问的立场，并表示在有“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明确证据证明亚辛与恐怖活动直接有关之前，自己不会批准暗杀。

此后不久，即2004年1月14日，来自加沙地带的一名21岁女子想从埃雷兹过境点进入以色列。她必须像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通过金属探测器。当她走过时，探测器发出高亢的哔哔声。“白金，白金。”她对边境警卫说，并指着她的腿——有白金植入物。

警卫让她再过一次，然后又试了第三次。探测器一直哔哔作响。一名女警被叫来搜查她。于是，她引爆了炸弹，炸死了4名检查人员，伤了10人。

这名女子叫做里姆·萨利赫·里亚希。她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才18个月。

一天后，亚辛在他的一位追随者家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坐在轮椅上，裹着棕色毯子，戴着一个巨大的心形花环，背景上有哈马斯的字样。他微笑着，说：“这是第一次，我们派了一位女战士而不是男战士。这是与敌人斗争的新发展。”这位教长曾多次发布宗教法令，反对使用女人肉炸弹，但他说自己改变了主意。“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无论男女。这证明抵抗将会持续，直到敌人被逐出我们的家园。”

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上，这种战术转变很危险。“我们问自己：我们将如何应对女人肉炸弹一波波地涌入这个国家呢？”国防部长莫法兹说。即便是在一场肮脏的战争中也该有体面的标准。“对女性进行检查并防止其携带爆炸物要难得多。”

除了亚辛的声明外，“阿曼”还把8200部队的“特班”基地制作的秘密录音的文字版放在了司法部长鲁宾斯坦面前，其中，亚辛告诉自己的行动人员，可以用女性作为自杀性袭击者。法卡什说：“我们有基于情报的确凿证据，可以证明由亚辛领导的哈马斯政治领导集团与恐怖袭击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之间有直接联系。”。

鲁宾斯坦被说服了：可以合法地杀死亚辛。安全内阁被召来做决定。西蒙·佩雷斯仍然反对：“我担心他们会开始对以色列领导人下手。”他后来说：“我觉得正是要跟他一起，我们才能达成和平协议。”

但部长们以一票优势认定他是恐怖分子领导人。时任贸易、工业及通讯部长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是其中之一，他说：“大地会因为此次暗杀颤抖，天也会塌——这样的警告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

在一个业已成为惯例的程序中，内阁让沙龙和莫法兹批准以色列国防军与辛贝特关于何时以及如何进行袭击的建议。沙龙的助手告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从以色列的立场来看，亚辛已经成为可以合法攻击的目标。“接着便爆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魏斯格拉斯说，“他们担心中东局势会骤然恶化。”

沙龙在公开露面时也透露了一些线索，暗示他如今把亚辛视为目标。这只会加强哈马斯领导人身边的安保。他待在家里，只有去清真寺和他姐姐家时才会露面，这两处地方离他的家也很近。在这三点之间来往的交通工具是两辆面包车，一辆装有为亚辛轮椅准备的升降机，他的保镖携武器乘坐另一辆。他的生活被局限在这一三角形地带，他和他的手下都认为以色列不敢攻击这三点中的任意一个，因为每个点都有大量妇女儿童，而清真寺那边还有很多无辜平民。

但这三点之间也有一些空间。3月21日晚，亚辛坐车去清真寺祈祷，他的保镖坐在第二辆面包车中跟在后面。

莫法兹下令在返程途中将两辆车摧毁。直升机在天上，头顶上有无人机嗡嗡作响，亚辛的儿子阿卜杜·哈米德已经有足够时间察觉到危险。他向清真寺赶去。

“爸爸，别离开这里，”他警告道，“他们［以色列人］不会攻击清真寺。”

亚辛及其保镖决定谨慎克制，继续留在清真寺。

几小时过去了。联合作战室和所有部队保持戒备状态，空军让无人机和攻击直升机轮流升空，一旦燃料用尽就换班。教长睡在清真寺地板上的床垫上，因为睡着不舒服很早便起了。在黎明祈祷之后，他想回家了。“听不到天上直升机的声音，”他的儿子说，“每个人都确信危险已经过去。”

不过，风险仍然存在。为了迷惑追踪者，他们决定把教长绑在轮椅上，然后推着他跑回家。面包车只用来吸引注意力。“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们会朝残疾人的轮椅开火。”哈米德说。

追踪者自然还在，无人机仍然在通过热成像摄像机进行监视。众人从前门出来，推着轮椅迅速地跑过停在入口处的两辆面包车。

空军司令哈鲁茨不能授权开火，因为国防部长莫法兹的命令只允许他向那两辆面包车开火。

“部长先生，”哈鲁茨说，“我们并没有框定货车，但我们确实看到一群保镖推着轮椅奔跑，轮椅上有个裹着头巾的人。我们有授权吗？”

莫法兹让他与阿帕奇飞行员通话，问是否能清楚地看到轮椅，是否能打中它。

“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它，”飞行员说，“我能把他们干掉。”

“我授权。”莫法兹说。

“同意。”哈鲁茨通过无线电通知飞行员。

视频显示，一道闪光出现，随后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屏幕一片空白。然后是四散的轮椅碎片，一个轮子飞上天，落在视频监控范围外，人们或者躺在地上，或者艰难爬行。

“请求准许再次攻击。”飞行员说。

“准许。”莫法兹回答。

另一枚导弹击中了地面，杀死了还活着的所有人。

莫法兹打电话给沙龙，后者在位于梧桐农场的家中紧张地等待行动结果。“我们有视频，”莫法兹说，“从画面上看情况不错。我们正中目标，但还是让我们等等从其他渠道来的报告。”

几分钟后，“特班”基地的值班人员报告说，哈马斯的通讯频道现在嘈杂不堪。“亚辛和他的一些保镖一起殉道了。”该组织的成员们互相转告。他的儿子阿卜杜·哈米德身受重伤。沙龙命令叫醒他的工作人员，准备处理此事的余波。

暗杀的消息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处在歇斯底里的边缘。”魏斯格拉斯向沙龙报告说。他告诉赖斯不要担心，以色列希望阿拉伯世界的反应是谴责而不是别的。“康迪，”他用平静而有说服力的声音说，“我们预计，即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举动。他们已经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但所有商店都开门营业。没事的。”

全国哀悼一结束，哈马斯的最高领导机构舒拉委员会任命阿卜杜·阿齐兹·兰提西为亚辛的接班人。他在加沙一座难民营的足球场宣誓就职。该组织的全体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面对人群，观看身着军装的民兵列队游行，并亲吻了新领袖的手。兰提西在他的首次演讲中宣布：“我们将在任何地方与敌人作战，我们将让敌人知道抵抗的意义。”他还发誓要为亚辛之死复仇。

以色列人知道阅兵和典礼的计划，但沙龙命令辛贝特和空军不采取行动，因为担心伤到平民，而且很显然外国电视台会在那里，可能会把以色列的攻击现场直播出去。

尽管如此，此时，沙龙已授权了对这位新领导人的暗杀。下这个决定容易多了。兰提西没有亚辛的宗教权威，也不是国际公认的阿拉伯政治人物。他参与恐怖行动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是，先例已经有了，现在可以对任何哈马斯领导人进行清算了。

兰提西很谨慎，试图掩人耳目，他从一个藏身处躲到另一个藏身处，还戴上假发，在电话里使用不同的代号。但“特班”基地毫不费力地监视着他。4月17日，在被推上哈马斯领袖位置仅仅几周后，他回家为儿子艾哈迈德的婚礼做最后的安排。兰提西只是短暂停留：他给妻子完成婚礼筹备工作所需的现金，然后离开了。

兰提西乘车沿着贾拉大街行进，一枚“小刷子”导弹突然扎进他的斯巴鲁炸了。

数百人聚在烧焦的汽车残骸周围。一支急救小组徒劳地试图挽救兰提西和与他同行的两名助手的性命。从路透社公布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尖叫和哭泣的人群中，一名男子把沾满死去领导人鲜血的双手紧握着，伸向天空。

“他是个儿科医生，干的是谋杀儿童的勾当。”莫法兹告诉媒体。沙龙的副手们也把带有警告的暗示挑明了。“阿拉法特应当注意，”其中一人说，“任何一个从事恐怖活动的人都应该担心自己的命运。”

杀死兰提西是自2000年末大起义爆发以来执行的第168次定点清除行动。到此时，“摘银莲花行动”成功地把哈马斯推入了震惊和混乱的状态。舒拉委员会立即任命了兰提西的继任者。但此人是个小人物，他的名字一直被保密，以免他也会被干掉。哈马斯的所有高级官员都采取了极端措施来避免被以色列找到，事实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保命上。

哈马斯网站上的一份声明称：“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已经暗杀了我们的许多战友，现在我们急需每一位纯粹的战士加入，我们的疏忽大意毫无疑问是敌人得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电子侦察机从未离开加沙的上空。盯着这项任务的眼睛不肯睡去，阿帕奇直升机已经装好导弹等待机会。每一天，甚至每一刻，你都是暗杀的目标。”

兰提西被杀两周后，埃及情报局局长、开罗政坛自总统穆巴拉克以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奥马尔·苏莱曼将军前往以色列，同莫法兹、亚阿隆以及迪希特紧急会晤。“我带着和解的信号而来。”苏莱曼说。他提出了哈马斯的停火建议，其要点是“没有暗杀，就没有恐怖袭击”。

莫法兹感谢苏莱曼的到来。他告诉苏莱曼，很感激埃及一如既往地努力促进该区域的和解。但没什么可谈的。他说，以色列总体上不会停止定点清除，特别是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

苏莱曼被激怒了。“我大老远从开罗赶来，给你们带来了阻止袭击的提议。这是你们想要的。为什么你们不肯罢手呢？”

“哈马斯想要休战，以便壮大自己，”莫法兹说，“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不给他们喘息的时间。”

苏莱曼转而向沙龙呼吁，后者热烈地接待了他，但没有丝毫让步。“我们国防机构的立场是绝不能同意停火，”他说，“我不能和自己的将军对着干。”他只表示以色列会仔细监视哈马斯的动向。

哈马斯活动分子想让以色列的无人机和阿帕奇直升机难以发现他们。他们只在必要时才出门，而且只骑摩托车，并尽量走狭窄的街道。但这不是问题：5月30日，两人在加沙被导弹炸死。两周之后，又有一人在巴拉塔难民营被炸死。同一天，苏莱曼再次以个人身份与沙龙会面，而在上次会面后双方进行过密集的电话交流。“总理先生，现在你知道他们的提议是认真的了吧，而且他们也已经停止攻击了。”

沙龙极不情愿地答应停止定点清除。哈马斯下令立即彻底停止自杀式袭击。

阿里埃勒·沙龙现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在这一时期，当安全局势变得安定一些时，他甚至开始考虑用政治手段解决中东历史上的冲突。他同布什总统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与整个美国政府建立的深厚感情——其前提是以暂停定居点的新建来换取实施定点清除的自由——让沙龙觉得美国人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以色列，并给了他一些新的实惠。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2000年9月爆发的战争，一场用自杀式爆炸和定点清除冤冤相报的战争，就这样逐渐偃旗息鼓，直到最终结束。

在第二次大起义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在地面突袭中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以及在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之间修建隔离墙，使自杀式恐怖分子更难进入以色列。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恐怖组织，但统计数字也清楚地显示，在这些措施启用后，他们还在继续企图实施残忍的恐怖袭击，只有当定点清除行动干掉了大量恐怖分子，以及“摘银莲花行动”杀死了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后，恐怖袭击才销声匿迹。

得益于以色列情报界简洁高效的定点清除机制，该机构战胜了多年来被认为不可战胜的敌人：自杀式恐怖主义活动。借举国之力，通过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门之间的顽强坚持与合作，在阿里埃勒·沙龙的果断领导下，以色列证明了一个凶残、貌似绝不妥协的恐怖网络是可以击溃的。

然而，使用定点清除将带来沉重的代价。这一代价主要是由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付的。他们成为暗杀的“意外损害”(coincidental damage)。许多无辜者被杀，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受伤并落下终身残疾，包括儿童。还有的人精神上受创或者无家可归。

辛贝特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过去，当暗杀还是秘密的合法性存疑的行动时，我们只能少量地出击。有多少暗杀能在不被曝光的情况下完成呢？从以色列国防军法律顾问让这些行动恰当、合法、公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为暗杀开了一条流水线。所以，我们的良心现在更干净了，而死的人也更多了。”

2018年，时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的加布里埃拉·布鲁姆既是以色列国防军法律顾问中的一员，也是使暗杀合法化的那份备忘录的作者之一。她在2017年的一次评论中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悔意：“我深感担忧，最初授权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例外行为变成了一种常规做法。”

定点清除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使以色列在全世界眼中边缘化和失去合法性。大卫又一次表现得像歌利亚。

参谋长丹·哈鲁茨试图解释为何以色列采用定点清除政策：“这是中东的基本行为准则：他们意识到我们疯了，我们准备一条路走到黑，我们不准备再忍气吞声了。”

然而，虽然亚辛和阿拉法特这两位高层人物的死亡无疑对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阿米·阿亚隆说的没错，暗杀领导人可能会将历史引入一个新的方向，但它并不必然比从前的路更好——它极可能最终会使得实现和平的时间更为漫长。

事实证明，阿拉法特是唯一能让巴勒斯坦人民团结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之下的人。他去世后，阿巴斯总统在这方面失败了，哈马斯接管了加沙，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二个巴勒斯坦实体。这个新局面对以色列构成了严重威胁，比阿拉法特曾经对以色列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哈马斯成功地控制了加沙，这要归因于它从伊朗获得的巨大援助。荒谬的是，如果亚辛还活着的话，很难相信哈马斯可以成功地在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政府。亚辛强烈反对与伊朗的一切合作或来往，而且还把自己这个观点强加于整个组织。

毫无疑问的是，亚辛之死是哈马斯的整个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也是其希望与以色列达成停火的唯一最大因素。不过这也导致了中东历史进程中另一个不大可能出现的转折：亚辛之死，使得伊朗这个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在以色列成为地区性霸主的计划中变成了最后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