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把握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共同组织“中国稳健前行”网上理论传播专栏，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撰写系列理论文章，在求是网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中国创造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社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迅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国人享受到城镇化社会的现代文明成果；第三产业成为就业主战场，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强化了社会消费特征；建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了人民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我们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才能一如既往地激发社会活力，夯实新发展阶段的群众基础，永续长治久安之道，在全面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赢得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以“中国之治”创造了“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先将中国从温饱型小康推进到总体性小康，然后又经艰苦卓绝努力，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创举，创造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东方模板，在社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迅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国人享受到城镇化社会的现代文明成果。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长期稳定与安全和谐的发展大环境，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之间关系，通过社会建设与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创造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民族凝聚力，在民族大团结中构建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最终将中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党和政府一以贯之、顺应时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推进理论创新，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把控时代大局，形成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战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广了机械化水平，提升了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解决了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将中国的饭碗稳稳端牢在自己手中。城市体制改革的推进，转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改善了生产环境，解决了几千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到高等教育的扩招，将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支撑了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推广。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中，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6%。中国的城镇化，改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产业成为就业主战场，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在社会建设中，中国在促进村落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的同时，也将从业人员的主体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高达70.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17.3%和12.2%。到200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则分别转变为50%，22.5%和27.5%。到2018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又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降低到26.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稳定在27.6%左右，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则上升到46.3%。就业人员主体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型，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建立了世界最为完善的工业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大大减轻了劳动过程的体力消耗，提升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就业人员主体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建构了以科技支撑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格局，进一步延长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使中国人有更多时间用于技能学习，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使阅读、进修、技能提升等成为时代风尚。

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强化了社会消费特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使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与比重迅速提升的同时，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既有利于在橄榄型分配机制中缩小收入差距，也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稳定协调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为人民通过辛勤劳动改变生活面貌源源不断地创造了机遇。现在，以不同口径计算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4亿多人口。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建设取得的最大成就。其中的主要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疏通与拓展了流动渠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及其子弟流动到城市转变为农民工，形成世界迄今为止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又逐步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市民。高等教育的扩招，在中国形成庞大的白领工作队伍，支撑了整个社会的中产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主体。中国社会流动渠道的拓展，在促进横向的社会流动的同时，也推动了纵向的社会流动，优化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奠定了人心思稳和安定团结的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中的诸多弊端，就在于比较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流动问题，防止了城市贫民窟的形成，为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阶层都提供了发展机遇。

中国在形成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也加速了消费的升级步伐，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变为现在的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型消费。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居民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等的花费比重逐渐降低，用于非食品花费的比重逐渐攀升——国际上一般用恩格尔系数表示这种变化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高;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低。2019年，我国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到27.6%和30%，这个指标预示着——在平均意义上，中国已从生存性消费阶段进入到发展性消费阶段。中国在改善生存性消费结构的同时，也提升了教育、旅游、保健以及其他休闲消费的比重，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也分别达到39平方米和47平方米。社会消费特征的强化，使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

建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健全了人民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从“站起来”阶段过渡到“富起来”阶段，并在新时代步入了到“强起来”阶段。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中国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的组织化和秩序化体制机制，探索建成了适宜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格局。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社会管理格局，初步建立起“管理”意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一词，将社会管理与依法治国密切结合，建构了矛盾的最终解决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创新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实现了由“管”到“治”的转型，“虽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蕴含的深意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大大扩充了民生与社会治理的内容，在原有社会治理格局中写入了“民主协商”与“科技支撑”要素，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治理学说。社会治理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疫情的防治过程中，社会治理尤其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健全，以及治理资源向社区的下沉等，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保证了社区的安全性，阻断了疫情传播渠道，控制了疫情蔓延风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安全，发挥了社会治理的组织化作用，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制发展为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截止到2019年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3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5.3亿人。在14亿人口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13.5亿人。在提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参与率的同时，还加大了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力度，在城市有861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村有3456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各种指标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民皆保障社会”。2020年初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与大面积的停工停产，国家在减费降税的同时，继续出台了退休人员养老金增加5%的政策配置。自2005年以来，经过16“连增”之后，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水平得到长足的提升。在老龄化水平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退休金水平的连年提升，极大程度地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在即将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才能一如既往地激发社会活力，夯实新发展阶段的群众基础，永续长治久安之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