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今年，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有了考古新发现，一处万年古村落的面貌逐渐清晰。万年前的先民挖槽栽柱，建造房屋，生产加工，营建家园，堪称是我国早期村落的活化石。

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领队仲召兵正在撰写下汤遗址考古成果，探寻万年前的古村落。40年前，当地村民在这里取土造田时，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和石器，这片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万年古村落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时至今日，上山文化成为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群，距今一万年的下汤遗址正是其中之一。

仲召兵和同事发现了一处器物坑，慢慢拨开土层，几件红衣彩陶罐渐渐显露出来。眼前这些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坑，在仲召兵的眼里，都是一幕幕丰富的生活图景。

仲召兵介绍：“古村落的外围有一圈环壕，南边有个缺口，它可能是一条通道。根据遗址规模面积，以及其他晚一点的遗址的人口密度去反推，我推断它的人口估计不会超过100个人。”

环壕，是古代聚落的边界，类似于当今的护城河。人工挖掘的环壕，不仅防止了野兽入侵和水患，还是人们日常用水的来源。“我们在环壕的内侧岸边发现有很多坑，里面有一些陶片、石器、动物骨头、稻米等等。这些坑凿在石头上面，显然是有特殊的功能，可能为了利用环壕里的水给食物去涩保鲜，也有可能养殖一些鱼。”仲召兵说。

环壕的出现，是聚落复杂化的象征。不仅在下汤遗址，上山文化大家族中的衢州皇朝墩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和义乌桥头遗址都发现了类似的环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乐平认为：“环壕背后的观念形态就是对土地的拥有意识，这个土地是属于我的，这个是环壕所能表达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表示：“你会看到这些环壕都围着居住区有这样一圈，这样就便于人们来利用水资源和管理水资源，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或者说基于这个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定居村落的特点，这个也可以作为是上山文化技术上的很重要的发明。”

跨过环壕，我们走进村子的核心地带——“住房”和“中央厨房”。大约一万年前，他们在这里挖槽栽柱，建造房屋，狩猎采集，加工食物，从一万年前就可窥见江南水乡的雏形。

仲召兵介绍：“在生活居址区有一座圆形的房址，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一个个圆弧形的槽。当时的先民挖槽栽柱，作为房子的基础和骨架，我们判断，这座房子可能是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通常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杂物，上层住人。

在房子旁边发现的磨盘是当时人们加工谷物的常用工具，盘中央微微的凹陷，是常日研磨的痕迹，上面还有橡子、稻米等残留物。石磨盘一层一层堆叠摆放，考古学家由此判断，这里很可能是一处食物加工的场所。“在石磨盘的东边还可以看到有一条小河，生产生活可以从这里取水、劳作，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场景了。”仲召兵介绍。

在生活居址区东侧的地层中，有一处特别的红色印记，被称为红烧土。当时的人们将土与粗木混合，用火烘烤，使整个房屋冬暖夏凉，坚固美观。仲召兵介绍，这片区域是“红烧土广场”，广场内有多组陶器坑，“这个可能是当时村里的仪式活动的地方，打个比方，相当于我们今天村里的文化礼堂。”

器物坑是上山文化中十分普遍且重要的聚落景观。下汤遗址是目前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器物坑最多的遗址。在已发现的12座台地上，清理的器物坑就多达50个，每个坑里放着数量不等的陶器。

这件大陶缸尤为特别。它的罐口直径46厘米，高46厘米，是目前上山文化发现的最大的陶器。同时，下汤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最小的陶器，只有三四厘米高，与大陶缸形成了鲜明对比，专家判断这件小型陶器是圈足罐，可能是玩具。

器物坑H507及罐内陶器细部

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大陶缸的内部码放了15件大小不等的陶器，是十分罕见的器物组合。“像这样集中放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整个上山文化里也没有见过，它就跟我们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是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想把它再放进去，都好像有点困难。”仲召兵说。

对于这样的器物组合，秦岭认为：“因为这些器物坑里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预测它背后的功能会不一样，有一些是食用的、储存性的，有一些是仪式性的，或者是在公共的仪式活动当中用的器物。”

彩陶，曾经被当做黄河流域古文明的底色。其实，在上山文化所处的时代，古代先民已经学会了用色彩来创造表达。红衣陶，是上山先民生活中最流行的生活用品和艺术品。

“非常美的暗暗的红色光泽，那就是先民对颜料的控制，对于火候的控制要非常好。”秦岭表示：“它是需要在特定的温度下，才能使特定的矿物质，通过氧化的反应呈现出这样一种红色。”

蒋乐平介绍：“有的人认为，这种红色叫‘上山红’，也有一些人提出来叫‘中国红’。红色是一种最热烈，跟生命有关的颜色，随着血脉相连，代代相传，有这么一种概念在里面。祖先崇拜在史前时代实际上表现的也是比较明显的。”

下汤出土的陶器数量很多，多种形态的盆、罐、杯、盘、碗，应对了不同的生活需求。这件筒形罐，器形憨厚，有两个小“耳朵”，通体施红衣，是下汤遗址独有的器形，于是大家给它取了个昵称，叫“下汤罐”。“当你看到下汤这样的器物成百的出土，就是每一件都长得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化生产，一旦一个生产体系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形成标准化的生产机制，那么它背后从社会层面来讲，它的专门化生产的水平也非常高了。”秦岭表示。

圈足罐也是下汤常见的器物形制之一，圈足上数道精美的镂空，口沿或肩部上“系”着的“红彩带”，无不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审美情趣。

“当时的先民都席地而坐，所以那些器物都是放在面前，红色的盆放满了东西，那是非常美的。”秦岭认为：“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装饰，跟他日用的时候当时的视角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这些有意识的审美的体现，是他自己对于美的理解。”

下汤先民的意识形态不仅体现在高超的制陶工艺和审美风格上，还体现在对生死的观念中。在聚落的东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三座墓葬，其中一处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之多，足以彰显墓主人身份的不平凡。

墓葬

仲召兵介绍：“大口盘放在中间，它的底比周边的器物要高，我们就推测当时这件大口盘可能放在人的身上。这个是距今9000年左右中国随葬品最多的一个墓葬了，可能是在聚落里面，身份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一位人物。”

“我们说下汤非常高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想到在距今9000年的时候，他跟后来人们的观念一样，就是人会事死如事生。”秦岭说。

定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进化”。定居社会的出现，也是文明发展的起点。下汤遗址约2.5米深的地层剖面，浓缩了人类近6000年的生活图景。一楼住着10000年-8500年前的上山人，二楼住着8000年-7000年前的跨湖桥人，三楼住着7000年-6000年前的河姆渡人，4楼住着4500年-4000年前的好川人。这四个阶段，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

仲召兵表示：“放在整个浙江或者是中国的早期遗址的视角下看的话，它是我们万年左右早期遗址里面聚落要素最为完备，聚落结构最为清晰的遗址，它也是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和缩影。”

从高空俯瞰这片山河，这一处处隆起的台地，见证了先民们生老病死的一生。在这片“世外桃源”，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育世代，从一万年延续至今。

“想象到万年以前，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走出这个村庄，生于斯，死于斯，埋于斯，葬于斯。我希望能把大家带到这种远古村落的环境里，让大家去体验这种生命和自然，去思考生命的一些意义。”仲召兵说。

秦岭表示：“在那样的遗址里有不同的社会规模，会用到很大的东西，一种共享的人类在一起的状态，也有很小的个人性的投入，它会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即使经过了9000年，还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是可以让古人和今人共情的。”

约一万年前，人类发展进入崭新的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通过考古实证，我们在这片古村落，看到了万年前人类家园的美好图景。上山文化的先民从洞穴走出，迈向旷野，开辟了生活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