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就中国“心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心胜”所依赖的价值观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文化，第二个源头就是非常悠久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这二者的结晶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体系。

范教授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说明，第一个字就是“人”。西方文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神本文明，现在是一个资本社会，这里面有神、有资，但是唯独没有人。包括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人从宗教、从神学的阴影里解放出来之后，很快就掉入了资本主义的火坑，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所以，这次西方很多国家搞群体免疫一点都不奇怪。

中国的人本主义是长期历史经验的一个产物。这个历史经验里面非常重要的、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长期大规模的定居。我们今天的很多民族性格，包括崇尚平等、勤劳节俭、爱好和平、规划未来、居安思危，包括我们家庭喜欢储蓄、喜欢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都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发现的一些很重要的文物，例如像周成王的何尊上就有一句铭文叫“宅兹中国”，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个写照。我们大家在一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这种安土重迁的观念强大到了科幻作品都要背着地球去流浪。这种定居的文明产生了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代际之间会产生一种空间的联系。简单地说，就是祖祖辈辈是在一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它产生了一个叫祖先崇拜的东西。因为祖先曾经是活着的人，去世后变成了鬼神，所以人能变成鬼神就打通了人和神的界限，这是我们产生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人本主义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都讲人命关天，这是我们文化和道德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一个区别。

这种定居的传统还产生了一种大同观念。比如早期的时候，每个家、每个国，因为它祭祀自己的祖先，推而广之到别人的祖先，所以就产生了同理心、宽容心，最后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于这种祖先崇拜，就产生了一个“兴灭继绝”的观念。比如，周取代商之后，把尧舜禹商的后人同样进行了分封。在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看起来好像这种兴灭继绝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了，但是这种精神是在中国文明的基因里一直流传下来的。比如我们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从来没有去侵略周边的小国，甚至还要帮助周边的国家来平定动乱。所以孙中山就在一篇演讲中讲，济弱扶倾是中华民族的天职。这四个字其实和兴灭继绝高度呼应，反映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正义感。从新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提的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理念背后，都是非常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中国对全球抗疫的大力支持，也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

第二个字就是“公”。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在一本书中开篇就研究中国的“公”字和日语里的含义不一样。“公”在中文中很早就产生了两组含义，一是指公共性、公平性，二是指公共的场所、建筑，后来就演变为指国家、君主这些统治机关的代名词。在日语里，“公”字只有这第二组含义。这确实是中国很独特的东西，我们很早就在提出“天下为公”这样一种观念。

西方政治，从古到今都是以私权为本的，特别是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近代的资本主义，其实是从封建的私权，过渡到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仍然是一种牢不可破的私权为上的“天下为私”体系。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西方的法律体系，它仍然是以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为最高原则。欧洲国家都是到了近代，也就是我们明朝末期才开始陆陆续续地走出封建时代。像章太炎，他很早就发现西方的制度是叫“非承封建末流弗能”，像代议制、多党制、联邦制、自由主义、宪政等这套东西，挖其根源都是从封建贵族政治里产生出来的。

在世界各文明里，中国是最早一个产生公共性追求的文明。和所有的民族一样，我们也经历过非常漫长的私权政治阶段，例如周代的封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的统一开始了消除封建制的一个过程，就是政治制度演变的逻辑，在中国文明里产生了一种“天下为公”的制度发展方向，通过此后两千年的发展，始终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新中国建立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下为公的时代，这次疫情就又一次彰显了我们天下为公的制度和文化，显示了我们的公有制、公共事业，包括心理上、精神上的公共性精神的力量和重要性。所以，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显然应该是继续向着天下为公的这个方向努力，去追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大同梦想。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