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公馆片区的由来及早期这里的几位大业主与名人租客

思南路旧称马斯南路，以法国作曲家马斯南来为这条马路命的名，马斯南路始筑于1912年，大约在1913-1914年间先辟筑了现南昌路至复兴中路之间的路段，之后再向南北两端继续延伸。马斯南路是在旧上海法租界时期被开辟出来的一条马路，按照当时法租界当局为新开辟马路命名的习惯，当时这一带及周边的马路多会使用法国人的名字来命名，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香山路旧称莫里哀路，复兴中路旧称辣斐德路，淮海中路旧称霞飞路等等，见证了近代上海那段屈辱的往事。

很多游客来到现思南路的第一印象多会感觉到这里老洋房林立绿茵环抱，是一处非常雅致宜居的场所，这种环境的由来其实是与当时法租界当局的一项规定有关的，大约在进入20世纪以后，法租界当局曾多次发出过类似这样的规定，即在当时法租界新扩张的许多地区内“除非得到法国驻沪总领事的同意，否则只能按照欧洲的习惯用砖头与石头建造房屋，而且至少要在房屋底层上建有整整一层楼。这种房屋设计图必须经过公董局工程师的批准。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建造用木材或土墙建造的简陋房屋。另外在房屋与马路间至少需间隔十步的距离以用于种植绿化”。后来马斯南路的整体环境就是在这样一系列规定的推动下诞生并逐步趋于完善的。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当年能享受到如此优美环境的受益群体多只局限于官僚富商或是殷实人家，而如今这样的“福利”已惠及普通大众。

思南公馆

马斯南路辟筑后逐步引来了一些地产商的目光，当时有一家法国与比利时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俗称“义品洋行”）就是当时这一带最大的开发商，如现思南路51-95号这23幢以法式风格为主的花园住宅当年就是由这家义品洋行投资建造的“义品村”，位于马路另一侧如今思南路50-70号的花园住宅群义品洋行也是当时的主要开发商之一。这家义品洋行的主要特点就是横跨地产开发、金融放款、建筑设计及营造多重领域，业务涉及面极广，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义品洋行昔日在马斯南路上的地产项目从投资建造到建筑设计多是由义品洋行一家承揽的，这样的开发商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的。

马斯南路地块逐步“兴盛”起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位大业主的出现，比如现思南路50-56号及复兴中路539、541号六幢最初就曾是北洋政府交通部官员黄赞熙的产业，他在购入这些房子后委托中国营业公司进行经租；又如现思南路45-49号公寓楼起初是由珠宝商雷雨时投资建造的，这位雷老板当年在上海香港两地都经营有自己的珠宝生意；还有如现思南路60-70号过去就曾一度被“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与其侄子一同购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张静江的事业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开始走下坡路，他位于马斯南路上这些花园住宅也随之先后被转让给了王宠惠、魏道明郑毓秀夫妇、陈和铣三家，期间同为国民党元老的李石曾也曾在70号租住过。

思南路45-49号公寓楼

张静江、李石曾居住过的思南路70号

要说到昔日马斯南路地块最为知名的租客那就要属京剧名家梅兰芳与文史大家柳亚子，梅兰芳在马斯南路的故事后文会详细讲到，柳亚子曾经租住在现复兴中路517号，这幢房子曾是冯玉祥将军的产业，当年柳亚子是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这里“顶”下来的，“顶”与“租”的概念不同，有点类似于“长期租赁”，业主如将房子“顶”给他人后一般在合同规定时限内是很难把“入住人”请走的。在许洪新老师所著《海上法兰西之韵》一书中关于复兴中路517号就写到过这样一则轶事，说是：柳亚子入住此宅后，李德全本想把此宅再转租给酆云鹤居住，不想当时在与柳亚子签订入住合同时采用的形式为“顶”而非“租”，结果只能作罢。

复兴中路517号柳亚子旧居

王宠惠与“会审公廨”收回的曙光

曾居住在现思南路62号的王宠惠是中华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与法学家，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证书就是由王宠惠在当时上海的宝昌路408号（现淮海中路650弄3号）当面交予孙先生的，另外在对“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问题上王宠惠也是出力很大。

淮海中路650弄3号

“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在近代上海租界内长期存在的一种为审理和裁判华人或华洋之间诉讼而设立的特殊机构，其在影响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法权沦丧的典型事例之一。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主要依《洋径浜设官会审章程》来作为其日常审理的基本准则，上海道委派一谳员（一般为“同知”官衔）至租界内在领事馆官员的“协助”下进行案件审理，其管辖范围一般为“华人或华洋之间”的民刑事诉讼（具有“领事裁判权”的国民作为被告的除外），如遇军流徒以上罪状或人命案仍归上海地方政府审理；在具体审理形式上“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成立初期一般表现为华主洋辅，即在审理纯粹由华人之间引发的诉讼时全凭华官主持领事馆官员不予干涉，但在有牵涉到洋人的诉讼时，领事馆官员会以会审、陪审、听讼等不同形式加入到诉讼的审理中。

“法租界会审公廨”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相比对于当时中国法权的侵犯更大，如在“法租界会审公廨”中无论“华人还是华洋之间的诉讼”均由上海道委派的谳员与领事馆官员会同审理，公廨的诸多事务中方谳员无权过问，公廨提传法租界内华人的签票都须经过法国驻沪领事签字等。另“法租界会审公廨”在聘请律师上也是多有限制，只有在达到一定“标准”以上的诉讼中才能聘请律师且律师必须是法国籍（也有说法称是“需精通法语”）。

建国中路原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驻沪领事团在清政府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乘乱非法接管了上海两大会审公廨，其审判权限被空前扩大，至此“会审公廨”已俨然成为了一个存在于中国国土上的外国法院。

进入中华民国后，国人对于“收回会审公廨”的呼声日益高涨，王宠惠就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就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发表过长篇演说并极力陈述中国人司法自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列强国家的与会代表为此也都不得不勉强承认了王宠惠的主张，“收回会审公廨”一事终于迎来了一缕曙光。后来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全国反帝爱国运动高涨，“收回会审公廨”也最终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会审公廨于1927-1931年间被先后收回。

王宠惠

王宠惠在马斯南路向张静江购得此宅后由于自己需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缘故，现思南路62号曾一度出租给农工银行总经理齐青云居住，后来王宠惠又因抗战全面爆发等原因多次离沪，故王宠惠实际居住此宅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另外王宠惠爱嗑瓜子的喜好在当时他的朋友圈中也是人所共知的，故而人送其外号“瓜子大王”，当时由他编著的一本《刑法》也被幽默的称之为“瓜子刑法”。

王宠惠居住过的思南路62号

寻觅73号周公馆以外的故事

位于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我们都很熟悉，这里曾经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中共在这里与当时的许多民主人士与进步媒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当年在这里也曾上演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反特行动”，当年国民党为监视中共代表团在沪期间的一举一动，曾在周公馆周围部下众多“特务监视点”，为中共在上海的工作开展造成重重阻碍。为了打破这些障碍，中共当时在上海“潜伏的同志们”也都积极的行动起来，如当时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党同志就曾设法控制住了周公馆周边的交通红绿灯，当周恩来乘坐的车子刚开过后就马上亮起红灯，让尾随其后的特务车辆只能无奈停止跟踪，诸如这样的故事当时还有很多。

思南路73号

周公馆的这段历史发生在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期间，那在此前后这幢房子中又居住过哪些人呢？许洪新老师在他所著的《海上法兰西之韵》一书中将这幢房子的历史进行了几乎完美无缺的解密。笔者将该书中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据1921年至1930年《字林西报行名簿》，该楼在此期间的住户几乎都是外国侨民…日侨新井洋行老板于1931年入住于此，约于1945年8月离去…1946年5月16日龚澎通过自己的妹妹，自小过继给表舅，著名教育家徐婉珊作养女的徐畹球向原住户转顶下来的，名义为《新华日报》职员宿舍，6月22日改称周恩来公馆…（中共代表团）离开后这里一度由民盟接管，后于1948年1月23日由当时的卢湾警局将73号房产发还义品洋行，至1952年前，义品洋行上海末任大班法侨狄桑达（De Sander）曾居住于此…1952年后，入住73号的是曾为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一个儿子。他家原住复兴中路585号（即后来的卢湾区少年宫），以73号与之置换。

梅兰芳的“大师气节”与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人

梅兰芳旧居位于现思南路87号，二楼书房曾被称为“梅华诗屋”，因梅兰芳先生得“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隶书“梅花诗屋”真迹并悬挂于此而得名，此宅及其一旁的现思南路89号原本曾是程潜将军于30年代初购置下来的，后87号租给梅兰芳一家居住。

梅先生与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并称为“四大名旦”，是一位具有高尚爱国情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对华北也开始了步步紧逼，梅先生有感于此携家人南下在上海定居并在此期间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作以鼓舞国人抗战士气。

梅兰芳《抗金兵》旧照

梅先生在抗战中“蓄须明志”的故事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为了拒绝为日本侵略者“上台演出”，梅先生还不惜采用通过注射伤寒疫苗让自己发高烧的方式对抗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体现出大师的无比高尚的爱国情怀。

梅兰芳“蓄须明志”

除了梅先生自己的在抗战中的坚定立场外，梅先生的一些朋友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小视的作用，比如梅先生当时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骚扰，曾一度暂避到过朋友黄岳渊位于高恩路（现高安路）的黄家花园之中；又如当时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的薛耕莘，有多次日本人至梅宅想找梅先生麻烦时，他都会率领手下至梅宅“保护梅先生左右”。“甲午同庚千龄会”是梅先生在“蓄须明志”期间参加的一个由20位“甲午年（1894年）出生的爱国人士”所组成的民间小社团，除了梅兰芳外，诸如京剧名家周信芳、画家吴湖帆、实业家李祖夔蔡声白等，都曾是该会的成员，梅先生在他人生中最为困难的时刻在“甲午同庚千龄会”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薛耕莘（右）与他当年的同事朱良弼（左）、程子卿（中）

1943年9月14日中秋，“甲午同庚千龄会”在当时魏廷荣家的榕园成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先生的复出演出在美琪大戏院举行，一代京剧大师再续艺术辉煌。1946年2月16日，“沉寂已久”的思南路87号再一次迎来了“宾客盈门”，“甲午同庚千龄会”的一次活动即将在这里举行，“梅华诗屋”又热闹起来了…

昔日马斯南路上的一股清流

如果您认为旧时生活在马斯南路上的那些业主们都是些腰缠万贯的达官显贵亦或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的话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在昔日的义品村中就曾居住过这样一位业主，无论是居身“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的他始终能够坚持清正廉洁与公私分明的处事准则，就连毛泽东都称赞他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他就是曾经思南路61号的主人薛笃弼。

薛笃弼早年攻读司法，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又长时间追随冯玉祥将军，无论是在北洋政府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时的他都表现出极高的廉洁自律性。公家的车他从来不会让家属乘坐，就连公家的信封信纸他也绝不容许家人“挪作私用”，“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是他时常告诫家中晚辈们的金玉良言。

若说薛笃弼购入现思南路61号的主要资金来源那还得归功于他在30年代初离开政坛后做律师时所积攒下来的辛苦所得，当然其中也不乏有靠从友人那里筹借而来的部分钱款，就这样薛笃弼在30年代中叶时通过七拼八凑在当时的马斯南路上安了家...数十年后，当一群“革命小将”闯入薛笃弼思南路住所准备“有所斩获”时却惊讶地发现房内的陈设与这位房主昔日的身份“大不相称”，事实也证明了毛主席对于薛笃弼的称赞“名副其实”。

薛笃弼居住过的思南路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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