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启用安徽东大圩蓄洪区，分洪前4小时内所有人大转移。

7月5日，湖北杜家台蓄洪区被动分洪，蔡甸区消泗乡1.2万居民大规模转移。

7月14日，湖北牛山湖永久性退垸还湖，1658人永远离开故土。

杜家台分洪区

其中的杜家台蓄滞洪区，历史上曾21次面临这样的分洪场景。虽然今年的这一次并非人为分洪，但考虑到杜家台本身就是蓄滞洪区，溃堤发生以后，当地也就顺其自然，没有立刻去把缺口堵上。时至今日，积水依然没有完全退去。村民们淌着水想去家里看看，一眼狼藉只有满腹心酸。泥水？细菌？危房？可是又能怎么办，无处可去，生活却总还要继续。

“第一次回家看的时候，真的想哭。家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转移的时候家里就我和小孙子两个人，东西都来不及搬上去，电器都泡坏了。”

“我家的房子都倾斜了，不知道怎么办，都不敢回去住。”

水灾中的房子

九沟村由于地势比较低，这次受灾最为严重。房屋墙体上留下的水渍，诉说着洪水曾经肆虐的高度。村民们虽说早已习惯，但习惯跟接受仍然是两回事。一个家，随时都要担心因承担蓄洪而被大水淹没，一淹就是几个月，有家难回。损失的赔偿，虽说有，却也不会是全部，而且不知道何时才能落实。因为随时准备被淹，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也颇为艰难。生活在蓄洪区的苦楚，只有村民们自己能体会。

有人说蓄洪区的人民是英雄，以一己的痛苦担负着国家的安危；有人说他们太可怜，没有人生来就该背负“弃子”的命运。

安置点状况

因为家中一片狼藉，杜家台许多受灾村民至今还留在转移安置点里。安置期间，他们就睡在课桌、木板、草席搭成的简易床铺上，或者是6-8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内。盛夏的武汉绝对没有辜负它“火炉”的称号，近40度的高温让人感到闷热。安置点没有空调，他们只能凑在风扇前，或者坐在过道里乘凉。

杜家台分洪区自1956年建成之后，是全国使用最为频繁的蓄滞洪区之一。这和它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武汉市周围有5个蓄滞洪区，但是杜家台是唯一一个位于武汉上游的。一说到保武汉，杜家台总是首当其冲。

蓄滞洪区•重要的“水袋子”

根据最新的《国家蓄滞洪区名录》，像杜家台这样的蓄滞洪区我国一共有98个，遍布在长江、黄河、海河、淮河、松花江、珠江6大流域，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里，总蓄洪容积达到1024亿立方米，相当于7166个西湖。

蓄滞洪区究竟是什么？通俗点说，就是用来装超额洪水的“水袋子”。在整个防洪体系中有三大法宝：两岸堤防、水库群和蓄滞洪区。

汛期来临，当大江大河超过保证水位，也就是在现有堤防和水库充分调度情况下，仍然无法保证防洪安全时，蓄滞洪区就要发挥它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功能，通过开闸门或者爆破堤坝的方式，将“水袋子”的袋口打开，让超额洪水在蓄滞洪区内进行临时贮存。

蓄滞洪区总是扮演着双重身份。汛期里，它们是责任最重，损失、代价最大的最后一道屏障；平日里，它们则和其它地方一样，为居民们提供居住、劳作的场所，还有作为故乡的情感依托。正是责任和伦理之间的矛盾，让每一次蓄滞洪区的启用显得格外慎重。

关于泄洪流程，国家有明确的规定，需要严格按照三级调度方案进行实施。当流域水位超过保证水位，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结合具体汛情，统一下达分洪命令，再由当地的省政府和防汛指挥部启用命令，最后由相应的蓄滞洪区防汛前线指挥部具体执行命令。

顶着蓄滞洪区的头衔，杜家台面临着随时搬迁的不安和难以发展的尴尬。那么，中国其它的蓄滞洪区是否也有同样的困苦？未来发展中又该如何去直面自己的身份？记者辗转中国两大最典型的蓄滞洪区——荆江、蒙洼，寻求答案。

荆江分洪区•刚建成就遇“54大水”

荆江分洪区

荆江分洪区位于湖北省公安县，是我国最大的分洪区之一，一旦分洪，公安县近半个县921平方公里的面积将被淹没。能换来的是最大程度保证长江干堤、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的安全。记者探访荆江分洪区，通过采访，还原了它从慨然分洪，到心酸逃亡，再到难以分洪的三个历史阶段。

所谓“安全区”，就是在干堤旁边再做一道围堤，形成独立的围垸，以便在分洪时隔离洪水

“54年分洪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下了40多天的雨，没有停过。所有男的都在外面防汛，屋里只有女人和小孩。”虽然分洪已经是62年前的事了，但关于那段记忆，今年76岁的盛方平依然记得很清晰。

盛方平回忆，那是一次有准备的分洪，所以他们倒并不慌乱害怕。原来在1952年荆江分洪区建设动工时，分洪区内的居民就被要求搬离，就这样十几岁的盛方平就和家人一起迁往了8公里外的埠河安全区。按照那时的规划，除了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都不能住人，所以，荆江分洪区可以说是在“54大水”来临前，就做好了接近“空城”的准备。

1954年，洪水蓄滞了3个月后才逐渐褪去，期间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淹没，居民们就靠存粮和木船运送进来的粮食支撑。3个月里条件艰苦不说，洪水退去后更是几近一无所有。

“1954年分洪的时候，家里有十几亩田，庄稼都没有了，大概2年后才恢复元气。” 盛方平说当年的生活水平不能和现在比，田里的粮食就是所有的生存来源，洪水刚刚退去，拼命生产自救就成了每家每户大过天的事。

“最受罪，那时候最受罪。” 今年已经94岁的何丽花（化名）是盛方平的母亲，提起那段经历她有些激动，她说分洪之后的那几年是她这辈子最困难的时候，因为要养活4个孩子，她每天天不亮就要走8公里去田里干活，天黑透了才能回家，365天没有一天敢休息。

荆江分洪区• 33万人1天内转移•1998的“心酸逃难”

如果说1954年的分洪还算是有准备的，那么1998年的紧急大转移就是一场心酸的“逃难”，即便当时最终没有分洪。44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安全区内生产有困难，种田要走8里路，所以搬了回来的。” 盛方平老人道出了其中的根源。原来，因为务农不变，1954年分洪之后，居民又陆陆续续从安全区搬离。连续数十年没有大的洪水，趋于便利的生存惯性，最终还是扯赢了蓄滞洪区不住人的规划。大多数的村民都回到自家的田地旁建造房子，生儿育女。

谁知，平静的生活在1998年被再次打破。

1998年长江遭遇建国以来第二次全域性大洪水，8次洪峰让整个荆江大堤变得岌岌可危，江汉平原、武汉三镇频频告急。湖北省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1998年8月6日上午8时，湖北沙市水位达到44.65米，且仍在上涨，预报将突破45米。根据当时规定，荆江分洪区要做好开闸分洪的准备。

16小时内，33万人，1.8万头耕牛连夜紧急转移。

一份1998年8月26日公安县转移损失情况报告显示，转移过程中造成1644人伤亡，其中重伤473人，死亡99人。99人中，触电、车祸、摔死、挤死、撞死、投水、中暑、服毒死亡21人。另外，在转移过程中，因生活、医疗条件有限病死的就有78人。转移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3亿元。

“当时大堤上走都走不下，全是人，还有猪和牛。家具用油车或者拖拉机载走，人太多搬家的速度很慢。” 转移时的场景盛方平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1998年，盛方平已经是三个儿子的父亲，还有了一个刚出生5天的孙子，拖家带口，那场“逃难”显得格外心酸。

“我们就在堤坝上搭了临时棚，上面油布一盖，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漏进来。”因为没有可以投奔的亲戚，盛方平一家被安置在了长江大堤上。他说那年的长江大堤，一个棚挨着一个棚，一眼望不到尽头。

埋在荆江分洪区闸拦淤堤里的，原定于8月16日晚起爆的22顿TNT炸药，最终没有炸响。然而身处分洪区的苦涩，却已经体会得淋漓尽致。“再来一次肯定吃不消。” 对于分洪，对于转移，盛方平坦言太伤元气了。

荆江分洪区•如今还敢再分洪吗？

安全区内

安全区外

站在三层楼高的斗湖堤上，一侧是安全区内的老县城，一侧是分洪区内的新县城。一堤之隔，风景却大不相同。安全区内的老县城大多是低矮的平房，老旧、拥挤。安全区外的新县城，政府部门、高层酒店、新式住宅小区、大型商业中心应有尽有。

看着眼前的一切，记者的心情格外复杂。历史上，这里的人民已经为国家防洪承担了太多，从内心来讲，我们是希望它繁荣，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可是，作为一个国家重点规划的蓄滞洪区，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还舍得再拿它分洪吗？这会不会变成一种倒逼？

54年到98年的44年，虽然也是从安全区慢慢向外扩张，但是头顶分洪区的压力，再加上安全区围堤造成的交通不便，扩展十分缓慢。而三峡的修建，无疑是给荆江分洪区吃了一颗定心丸。2000年，斗湖堤又建造了方便安全区内外交通的闸门，人口迅速涌出安全区，城市发展开始提速。

公安县城闸门

“三峡修好之后，我们这里不会分洪了”这是记者采访公安县居民时听到最普遍的回答。记者从公安县水利局获得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三峡工程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了百年一遇，荆江分洪区的应用几率降低了十倍。”

“百年一遇不等于不分洪”，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敲了警钟：“把长江防洪全部寄托在三峡工程上是非常危险的。”

“98年的时候，荆江分洪区就应该使用。”周建军在采访时表示他并不赞成对蓄滞洪区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度。他认为过度谨慎使用蓄滞洪区，会增加整个长江防洪的风险，一旦出现溃堤，长江沿岸许多的城市将遭受灭顶之灾。即便三峡建成，人类还没有办法控制所有洪水，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紧急时分洪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措施。

如今的荆江分洪区，除了安全区外围起的围堤显示着它作为分洪区的特殊性，在其它方面似乎和发展不错的县城没有什么区别。如今启用荆江分洪区究竟有多大的成本？这样的发展规模超限了吗？为了解开疑惑，记者采访了荆江分蓄洪区工商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并拿到了《2016年荆江分洪区运用预案》。

资料显示，如果今年启用荆江分洪区，需要转移人口超过40万，而分洪区内一共有资产超过300亿，将遭受极大损失。不可否认，荆江分洪区的快速发展，使分洪成本不断增加，启用的压力比1998年增加了不少。而且，成本还在增加：

“在公安县城，我们已经审批了几个大的购物中心和住宅项目，之后会在安全区外开工建设。”公安县规划局局长罗立红解释道：“只在2.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发展并不现实，如今整个公安县城区人口在18万左右（公安县城为荆江分洪区的一部分），用地面积20平方公里，根据公安县2030年的城市规划，到203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会变为40万，37平方公里。而增加的22万人口和17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将全部位于分洪区。

针对公安县县城快速发展的现实，罗立红说他们有解决之道：“分洪区内的房屋采取框架式结构，一楼墙体可以拆除，洪水可以通过，不会过多影响分洪面积，也不会产生大的损失。”

不过当被问到分洪时究竟有多少建筑需要被拆除墙体？到时候由谁来进行拆除？拆除墙体一共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拆除是否存在倒楼危险？是否做过可行性分析？柱子是否会挡住洪水裹挟的杂物造成堵塞？罗立红说，他们还没有做过详细的调查，也没有相应的预案，不过他相信到时候公安县政府统一安排，一定可以完成。

比起罗立红的自信，有多位专家却在论著中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作为一个分洪区，荆江分洪区的人口规模和发展早已失控。湖北省荆江分洪区工商管理局总工程师王铁卿也坦言，比快速扩张更令他担忧的，还有安全设施的安全性。

“有些安全围堤的高度还没有达标。转移桥梁损坏之后没有及时修复，而且之前转移的标准比较低，现在如果转移时候汽车都开上去，可能无法承受。避水楼、安置房也还有缺口。”王铁卿说，62年没有使用的安全设施能否护得住人民的安全，他也没有信心。

湖南城陵矶•18年没建成的蓄滞洪区

如果说荆江分洪区是个吃得太多迈步开腿的胖子，那么城陵矶附近的分洪区就是个十几年都没能长大的孩子。

城陵矶位于荆江分洪区的下游，城陵矾附近首期100亿立方米蓄滞洪区工程是国务院在国发[1999]12号文中，针对1996年和1998年长江防洪问题明确提出的近期建设项目。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大大缓解城陵矾附近的防洪紧张局面，而且对洞庭湖的防洪和保护武汉市及荆江大堤的安全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经水利部确认，城陵矶附近的10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建设，因人口压力等原因，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导致蓄滞洪区运用难度大，不能确保“分得进、蓄得住、退得出”。

这个没长大的孩子，还指望不上。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指出，城陵矶的历史欠账还远不止这些，按照三峡规划方案，城陵矶附近总共需建设280亿立方米的蓄滞洪区，而根据周建军结合近几年长江水情变化得出的推算，这个数字不止280亿，而是500亿。

蓄滞洪区欠账，已建成分洪区启用压力太大，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再遇上百年一遇的超额洪水，失去了太多“最后防线”的保障，危险程度不可估量。

蒙洼蓄洪区•60多年的真正苦难

履行责任和谋求发展究竟该如何平衡，一直是摆在蓄滞洪区面前的一道难题。和荆江分洪区的快速发展不同，作为淮河流域第一大分洪区的安徽蒙洼，则是始终在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洼地”里艰难自救。

为了了解蒙洼的前世今生，记者找到了82岁的刘克义。总理的两次到访让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淮河老人”。出生在淮河边，目睹蒙洼蓄洪区1953年的建立，和迄今为止15次的分洪，刘克义就像一部活着的历史书，记录着发生在蒙洼的故事和苦难。

“水里当时漂着很多死人，我还看见过有个邻居在树上分娩生孩子”上个世纪60年代真实的分洪场景，那些画面烙印在刘克义脑海中，挥之不去。分洪，当时是有准备的，村民们都被事先安置到筑起的庄台高处。只是没想到，洪浪的高度，竟然连庄台都能淹没。

后来，吸取了生命的教训，庄台被筑得更高也更牢了，但每次翻修庄台，刘克义都要举家搬迁，修完了才能回来。加上分洪搬的家，总共已经搬过7次了。
如今居民的固定住所都被禁止设立在分洪区内，在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田里，高出地面数米的庄台显得有些突兀，却相对安全。在整个蒙洼地区，这样的庄台，大大小小一共有131个。

远看，庄台就像是一望无际田野里的城堡。一旦走进，扑面而来的却是拥挤和压抑。

那么多人都要挤在这些小小的区域内，庄台上的住房，比一般农村要小得多。王家坝镇镇长余海阔告诉记者，有些庄台的道路狭窄到连棺材都搬不出来。
庄台生活的不便远不止于此。据阜南县河道局局长朱虹介绍，目前蒙洼蓄洪区还有60%的庄台没有通上自来水。

蒙洼蓄洪区•精神如何喂饱经济？

“没什么委屈的。舍小家，保大家是蒙洼精神。”刘克义身上有老一辈共产党员无私的品质。他说自己不仅不委屈，还为是蒙洼人感到自豪。

在蒙洼，也随处可见关于蒙洼精神的宣传标语。学校，更是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而在我采访过程中，每个人说起“舍小家、保大家”这样的口号，都是满满的自豪。

深入血液的蒙洼精神令人动容，而与之相对应的贫穷，却又那么现实而残酷。

根据阜南县水利局提供的资料，蒙洼蓄洪区建成以来的63年里，15次分洪，因分蓄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约35亿元。蒙洼分洪区所在的阜南县在安徽省62县中排名倒数第二，人均GDP为11585元，相当于安徽全省平均值的七分之一，全国平均值的二十分之一。

“贫穷绝不是因为蒙洼人民不勤劳。” 采访中阜南县县委书记崔黎表示，蓄滞洪区这个现实无法改变，要发展，他们只能想更多“高招”。“深水鱼，浅水藕，高地洼浅种齐柳。”崔黎说他们希望充分利用淮河的馈赠，去开发适应性农业。

余海阔说，王家坝镇最近也有一个大胆的“创想”，发挥庄台、保庄圩“稀有、罕见”的特点搞旅游，让外面的人看看，蓄洪区里这些独有的景观特色。另辟蹊径，说不定也是一条路子。

蓄滞洪区的发展就像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解开原本应该承受的镣铐未免不负责任，但如果过于束手束脚，也注定舞不出该有的发展。究竟怎样的发展方式是真正适合分蓄洪区的？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方向。

蓄滞洪区发展•可以被下活的“死棋”

在这次分蓄洪区调查中，就有官员说，没有天生的蓄滞洪区，也不该有天生的“二等公民”。蓄滞洪区的口号既然是“舍小家、保大家”，那么下活这盘“死棋”也不能仅仅靠“小家”，还要有享受分洪福利的“大家”。怎么做？

首先，需要完善的补偿机制为蓄滞洪区的发展减少后顾之忧。

2000年《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出台，分洪后没有补偿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以安徽蒙洼为例，2003年和2007年启用就都获得了补偿。然而，补偿标准至今仍存在争议。另外，补偿范围狭窄，对工商业损失不予补偿，补偿过程繁琐，补偿时间长不利于灾民重建家园等问题，也一直被专业人士诟病。
水利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目前，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开始对该补偿办法的相关修订工作。

分洪成本逐年增加已是不争的事实，仅靠政府补偿显然力不从心。通过保险机制分担风险无疑能为蓄滞洪区的发展保驾护航。但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熟的分洪险，就连农业保险，也将蓄滞洪区的“分洪损失”排除在外。

杜家台周滩村村委书记周山友拿出一打中国人民保险的单子向记者介绍，那是村里给80%的村民都上了的水稻险，一年保险费是10.5元，农户个人只需出3.5元，其它由政府补贴。上了保险的水稻，一旦遇上旱涝自然灾害，根据损失情况，最多能够获得每亩地100元的补贴。但是——人为分洪造成的损失，不赔！

其实保险公司的担忧不无道理，根据常规的理赔方式，给蓄滞洪区的庄稼上保险是只亏不赚的买卖。

分洪险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清华大学教授周建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需要改变目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通过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模式来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另外政府需要为蓄滞洪区的级别准确定性，是百年一遇还是二十年一遇，保险公司对风险性心里有底了，各项保险政策才有可能在这基础上被制定。”周建军还指出，目前中国保险业还不是很成熟，过分重视经营，却忽视了保险业应该为社会分担风险，为政府分担管理压力。

关于洪水险，本调查系列的第五集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完善的补偿和保险机制虽然能为蓄滞洪区的发展兜底，但只有整体的规划与调控才能让蓄滞洪区在良性的前提下，加足马力。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专家程晓陶就向记者介绍了一种“洪水资源”的思路：“分洪的水不全部排出，留一部分回补地下水和灌溉农田。”程晓陶说，在海河流域已经有过这样的尝试，虽然分洪影响了当季庄稼，但是因为分洪之后反倒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地下水也更加充沛，之后两年获得了丰收，因祸得福。

蓄滞洪区不是中国特色，国外好的发展模式同样能够提供参考。作为日本最大的蓄滞洪区，日本的渡良濑因地制宜发展成了观鸟圣地。它通过挖掘人工湖，种植拥有净化能力的水生植物等方式，建立了完整的湿地生态，再结合观鸟需求建设配套设施。不但能够承担分洪，而且也为当地带来不少的旅游经济收入。

无论是补偿、保险，还是引汛、规划，面对那些默默奉献牺牲的蓄滞洪区，和那些深刻认同“舍小家，保大家”的可爱的人，我们不该站在一片干燥的地面上，却留他们独自在水里战斗。

（编辑：施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