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各大知名搜索网站可以搜到大量手持身份证照片的消息，刷爆了社交平台，也再度引发公众对于个人信息严重泄漏的关注。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登录了百度、谷歌、搜狗等多个知名搜索网站的图片频道，用关键词"手持身份证"搜索，结果出现了大量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这些照片，都可以轻易地下载到本地。

这些照片从何而来？根据搜索结果中的"图片来源"链接，记者发现，手持身份证照片的来源包括网站注册页、某地商品交易中心以及部分电子商务招商网站等。据了解，目前许多网络交易，网络招聘等平台的个人信息注册，大都有手持身份证拍摄的要求。

事实上，自徐玉玉案件以来，已经引起了公众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度关注，公安部门重拳出击，电信管理部门承诺在管理上收紧口子，不过，类似的事件似乎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点，从我们每天接到的骚扰电话有增无减，就不难看出来。

日前，武汉警方查获一起遍及13个省区市的约10万名高考考生信息泄露案件，这些信息涉嫌用于招生诈骗。新华社则在9月15日报道，重庆中天IT学院在掌握了学生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后，引诱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入学，等学生入校才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并不具备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

采访报道重庆中天IT学院招生骗局的新华社记者谷训告诉看看新闻Knews，正是一些不法培训机构精准无误地掌握了学生的姓名、电话等信息，诈骗才能够得逞。

【视频】新华社记者谷训：一些不法培训机构泄露了学生信息

从电信诈骗到手持身份证，从助学金欺骗到招生欺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个人信息泄露"浪潮"中，公众隐私信息泄露的戏码持续上演。据统计，仅北京地区法院确认的2010年至2016年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就超过1.6亿条。

而追溯信息泄露的源头，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以及某些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公共部门，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裸奔"的出口。不过，受害者却很难去找经营者维权。有受害人在开房信息泄露、机票退订诈骗等事件发生后，向酒店或航空公司提起诉讼，但均遭败诉。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举证难是信息泄露维权者的普遍难题，法院往往以被泄露信息的消费者不能证明酒店或网站，是唯一泄露其信息的途径为由，不支持原告的请求。如果有溯源机制，如果能够找到骗子是如何获得信息的，便能以侵犯公民信息罪名进行处理。

目前，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十分零散，而且规范所处的效力位阶普遍较低。而位阶较高的规范，譬如刑法第九修正案，《网络安全法》草案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有相关内容，但是这些规范或者调整对象有限，或者主要被用于制裁犯罪，因此很难被用来维护信息主体的权益以及信息社会的安全。

对此，朱巍提出，我们目前有100多部法律法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但缺乏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就意味着这100多部法律法规出现重合、冲突时，易暴露执法空白。此外，我国更注重事后处罚，没有把个人信息保护的任务前置，重“亡羊补牢”而非“未雨绸缪”。因此有必要设立一部专门法律，明确个人信息的边界与信息保护主体的责任义务。

【视频】朱巍：我国缺乏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2003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课题组受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委托，开始起草专家建议稿。2005年，《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也已经提交。但时至今日，这部法律仍处于草案提交阶段。

曾多年研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并提交过相关提案的上海市政协委员、律师游闽键认为，立法之所困难，主要原因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法律，它不仅规范金融机构、电信机构等对个人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政府机构对个人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亦应受其约束。因此，在立法时需要征集多部门的意见并进行协调，这也会导致立法进程缓慢。

另外，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是个普遍问题。例如，数据挖掘技术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项信息技术，它的出现对于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规则亦提出了挑战。

【视频】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是个普遍问题

目前，各国也在着重加大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力度。美国保护个人信息是以隐私权为基础的，美国在线隐私联盟于1998年公布了一份指导网络和其他电子行业隐私保护的指南，要求那些被许可在网站上张贴其隐私认证标志的网站，必须遵守在线资料收集的行为规则。

1995年，欧盟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这部法律涉及范围广，执行机制清晰，欧盟借此对进入欧盟的外企在信息保护方面做出了很严格的要求。

日本则在2005年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方面地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同时也注重行业自律和社团参与。

对此，媒体评论员周琳认为，应该吸取各国的立法经验，尽快推出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信息采集的主体、对象、内容、原则，以及信息使用的原则，均作出明确界定。

【视频】媒体评论员周琳：应尽快推出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显然，当每个人在网络上“裸奔”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件法律的“外衣“，让泄露更加困难、让犯罪成本更加高昂、让使用者的保护意识更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到了需要维权的时候，信息已经泄露了。“防”大于“治”，应形成全社会共识。

（编辑：施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