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ic：为什么民族电影可以如此感人？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By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

我们（塞尔维亚）历史上有很多波折，很多动荡，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的电影素材，当然了，这对人民的生活来说不是好事，但对戏剧来说却是好事。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强烈感情是通过这样的口号表达出来的——就是说，你用塞尔维亚语表达自己，这样的话，全球都能理解。这是一种悖论，但这也表现了我们的现代电影背后的悖论。

过去十年，有很多来自好莱坞的故事，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就有很多好故事，但拍成电影的话可能不成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戏剧的意义从语言表达转化成图像上的沟通方式，往往不能让人们感到兴奋。我认为电影真的是依赖于故事发生在哪里，就像花儿一样，如果你想种花儿的话，比如说你把墨西哥的花儿移植到塞尔维亚的高山上，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你想采纳一些波兰戏剧的想法移到瑞士、想用英语拍摄出来的话，这个也不可能有真实的感觉。比如说来自中国的人，他们玩儿布鲁斯音乐就不太像。

你当然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地球村的时代，但我觉得，全球化只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说到情感，说到我们的兴奋点，实际上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血统是什么。你的血统还是深植于你来自的地方，你在创作电影的时候，很多时候取决于你来自哪里。 

By 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

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不需要看字幕和介绍，一看画面就知道是他的影片。1990年代（即《十诫》《红白蓝》三部曲诞生的年代），是波兰变化最大的时候，当时的电影有非常明显的特色。还有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或者英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都是很有特色的。但现在就没有很多有特色的导演，有特色的作家。我不想说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是说存在这样一件事。

我希望电影能够保持特色，现在如果说欧洲电影，库斯图里卡那边的电影还处于保持最有特色的状态，他们不怕任何事情，这些电影都是真正的、真诚的。

Topic：怎样让全世界的观众看懂自己的故事？

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

By 克日什托夫-皮耶谢维茨（Krzysztof Piesiewicz）

我是从律师转行做编剧的。不是为了拍成电影，而是为了写出我周围的世界。我以为我可能看见的东西比别人多一些，有一些我可以解释给别人听。这个跟学外语一样，有可能你学会了十门外语，但是如果没什么可说的，就还是浪费。所以我觉得拿摄像机的人，他们的责任非常非常大。我觉得最近几年来，拍摄电影变成了主要是制作，而不是在反映现实的情况。但是寻找和解释这些现实情况是最重要的，这样就可以解释我们的未来。

我写过二十多个剧本，每次写剧本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讲故事，我的主要目标是描述一种现象，一些问题，而在遇到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才产生了这个故事。

Topic：在艺术片和商业片之间如何选择？

By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

事实上这是整个电影行业的问题。我们这些做艺术片的，还有将艺术和商业相结合的导演，不管是哪种都是一样，你学电影学的越多，你会发现知道的越少，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电影。我们只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电影可能会充斥我们的情感，会给到观众一些能量，会给到观众一些共鸣。所以，有时候是很难说清楚我们到底拍的是艺术还是商业片，商业电影也存在年代的更替，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著名的导演，他们现在依然想成为主流，问题是他们可能根本无法成为主流，这是一个悲剧。说当他们离开了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去拍一些动作电影，或者其他一些所谓的高票房电影，可能会被别人嘲笑，这是非常悲剧的。当然还有很多电影我们称之为好莱坞垃圾，但这些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是我们的调味剂。

By 潘安子

潘安子

怎么看待大众和小众？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这完全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看得非常多；一直到十六七岁，从《唐人街》开始，我突然就爱上了欧洲电影，这一段过程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年，我坚定不移地看了所有的欧洲电影，包括《红白蓝》，包括老库导演的电影。到了30多岁以后，有了孩子以后，我很理性地又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候，马上想到空间的感觉，我们每次回家过年的时候，个人的属性非常低，我甚至能坐下来看一个平时根本不爱看的电视剧、晚会。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就会产生另外的感觉，特别要看像老库这样的电影。

硬要按比例说，我认为我9成的时间是去影院看商业电影，但是有1成的时间是有自我的时刻，那个时刻我特别爱看的是像老库导演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