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的一天深夜，寒风卷起漫天飞雪飘落在了那夜上海的大街小巷，一对年轻夫妇在这个风雪之夜中依依惜别，他们就是在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革命伴侣”瞿秋白与杨之华，而有关这段“秋之白华”的故事我们还要从1923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1923年夏，入党已一年有余且才华横溢的瞿秋白从北京来到上海并立刻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工作之中，他在《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的字里行间中尽情挥洒着对于革命的向往与热情。

瞿秋白

同年6-7月间，瞿秋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到“上海大学”工作，这是一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国共合作创办、实际由中共领导的为革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自1923年邓中夏与瞿秋白二人来校任教后，该校的办学开始渐入佳境。

瞿秋白作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的讲课在当时“上大学子”中非常受到欢迎，他那些引经据典、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使得他的课程在当时的上海大学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后来不光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就连其它系的同学也都争相前来旁听，每次瞿秋白的课堂总是会被挤得满满当当。而当时的杨之华正是这诸多听课学生中的一员，这位早在1919年时就在《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过的进步女性因不满与沈玄庐之子沈剑龙的婚姻于1923年愤然离开家庭再次来到上海并进入上海大学进行学习。杨之华非常尊敬瞿秋白这位革命前辈并把他视作为自己的引路人，而瞿秋白也对他的这位学生多有勉励并在不久后与向警予一起介绍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7月瞿秋白之妻王剑虹因病去世后，瞿秋白开始逐渐走入了杨之华的“情感世界”，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婚后他们还亲自制作了一枚图章并上书“秋之白华”，蕴含了二人之间深厚的感情。

上海大学西摩路（现陕西北路）校址旧照

在瞿秋白的革命生涯中上海占有相当比重，在他短短的36年人生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因此“秋之白华”在上海留下的“红色印记”为数不少。原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彬兴里306号（该建筑现已不存）是目前已确认的瞿秋白来到上海后第一处较长时间居住过的地方，他与王剑虹、杨之华的两段婚姻均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还有不少革命人士曾在这里与他们同住，据苏智良、姚霏主编《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中所述：“同住的有蔡和森夫妇、李立三夫妇和彭述之、郑超麟等，还有张太雷的母亲、毛泽东从湖南带来的龙嫂。陈独秀、王荷波、林育南等人常来这里开会…1924年12月，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瞿秋白活动的西摩路（现陕西北路）上海大学和慕尔鸣路寓所，扑了个空。此时瞿秋白已事先化妆逃离租界，秘密转移到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兴业里1号—先施公司职员孙瑞修家…之后，又迁到宝山路顺泰里12号”，在瞿秋白居住顺泰里12号期间，他与隔壁11号同样在为党工作的沈雁冰（茅盾）来往密切。

茂名北路街景

时间来到1925年，当时的瞿秋白在革命工作中的作用已愈加凸显。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并成为了当时党内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1925年5、6月间的“五卅运动”中，瞿秋白带领着广大爱国师生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并通过《热血日报》这份进步刊物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盘踞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唤醒更多的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另外这一时期的瞿秋白为了革命需要还成为了一名编写“革命歌谣”的能手，他在一首名为《群众歌》的歌谣中有这样写到：“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罢市要取大规模，坚持到底勿为动。奉劝诸君自救自，不然就是亡国种。大家起来大家醒，全靠我们是群众”，这类形式新颖、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谣在当时广大群众之中广受欢迎，革命队伍也因此而发展壮大。

在如今复兴中路黄陂南路的东南角有两幢经过修缮平移后的石库门建筑，与其周边其它已经消逝的石库门不同，这两幢建筑承载了两段太不平凡的历史，它们中一幢原为复兴中路221弄成裕里12号，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便是在这里的“又新印刷所”中问世的；而另一幢原为复兴中路239弄冠华里4号，1926年中共上海区委曾在此设立党校，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发起后，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坐镇于此参与指挥起义。

复兴中路“又新印刷所”旧址（左）与“上海区委党校”旧址（右）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被确定，瞿秋白自此成为了中共自陈独秀之后下一位的“掌舵人”，他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艰难走出，完成了从“大革命”向“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开启了红色武装割据的序幕，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瞿秋白在开始关注起“枪杆子”的同时也依旧没有放松对于“笔杆子”的重视，他于1927年9月下旬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就领导和决策了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创刊，这本刊物自1927年10月诞生自1932年7月最后一刊为止，共出版52期，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与武装斗争的事迹，为宣传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愚园路亨昌里《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

另外在此期间，瞿秋白还在全面总结1925-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完成了长达约八万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专著，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准备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的瞿秋白还与负责留守的李维汉、任弼时商议，请他们发出中央通告第51号决定将武装起义中产生的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

作为一名出色的革命理论家，瞿秋白在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也犯有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如翁长松在《叙论瞿秋白在上海革命活动轨迹》一文中所述：“当时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瞿秋白却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工农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主张工人阶级应率领几千万农民武装暴动起来，显露出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与李立三遭到同志们的批评，导致瞿秋白在党内影响下降…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还兼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历时两年有余，至1930年8月才回到上海”。

1930年8月瞿秋白与杨之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先是居住在北京路（现北京东路）余荫里9号（约现北京东路668号一带），这是杨之华父亲在上海经商时所购置下的房产，后又迁居至大西路（现延安西路）两宜里。在此期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开纳路（现武定路）修德坊6号内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原本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进入了政治局并开始了他“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之后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瞿秋白也在此次会议上“遭到打击”并从党的领导人一下子转变成了一名普通党员。有关这段，在周永祥编《瞿秋白年谱》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他受到王明等人恶意攻击，也没怨言。会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污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辩解呢？瞿秋白回答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啊！”充分体现出了瞿秋白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胸怀坦荡与不计得失。

武定路修德坊6号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瞿秋白与杨之华不得不再次更换住所，他们在茅盾、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先是搬至茅盾位于愚园路树德里的住所内暂住，瞿秋白曾在此与茅盾一起探讨有关小说《子夜》的创作事宜；后又再度迁至南市紫霞路68号“红色小开”谢旦如的家中并以林先生与林家嫂嫂的身份避居，期间谢瞿两家人曾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度因战争原因迁居至当时法租界内的毕勋坊10号（现汾阳路64弄10号）暂住，后于当年夏又迁回紫霞路68号。

瞿秋白与杨之华

汾阳路64弄10号

在这段时期中，瞿秋白开始了他在党的另外一条战线—文化战线中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从之前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了出来并开始进入到它的成熟期。1931年11月一份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修改定稿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在左联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后来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曾对此有这样评价到：“这个决议在左联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步摆脱出来的阶段；从1931年11月起是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多伦路“左联”成立大会旧址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友谊也一定是一个必须被谈到的话题，自从两位文化巨人在1932年的那个夏天在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现四川北路北川公寓）内见面后，两人便一见如故并从此成为了莫逆之交，每次见面总是有着许多谈论不完的话语。当年瞿秋白与鲁迅之间的热情交谈到底是怎样一番场景呢？对此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有这样描述到：“在这期间，（瞿秋白）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之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的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在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面前而无需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除了到访鲁迅家中外，鲁迅一家有时也会来到瞿秋白夫妇位于紫霞路68号的住所内相聚畅谈，1932年9月的一天，鲁迅与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来到了瞿秋白紫霞路的住所做客，瞿秋白与鲁迅同样是相谈甚欢，杨之华还特意到饭馆叫了几个菜准备让大家边吃边聊，结果在大家准备吃饭时却发现送来的菜是凉的，为此杨之华心里很是不安，但鲁迅却对此毫不在意，仍旧与瞿秋白谈笑风生。

四川北路北川公寓（原拉摩斯公寓）

1933年3月出于安全考虑瞿秋白与杨之华在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又一次搬迁到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现山阴路133弄12号）内的亭子间居住，不久后鲁迅也由原来的拉摩斯公寓搬至位于瞿秋白住所斜对面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入住，之后两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在东照里12号的亭子间内，瞿秋白花了四个不眠之夜写下了超一万五千余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析鲁迅和他的作品，为后来树立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奠定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山阴路东照里12号

山阴路大陆新村

就在瞿秋白夫妇入住进东照里的三个月后，“安全警报”再次响起，瞿秋白与杨之华不得不再一次踏上“前途未卜”的“迁徙”之中，期间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王家沙鸣玉坊（现南京西路646弄）等地都留下过他们工作与生活的身影。

1934年1月的一天，接到中央来电后的瞿秋白在一个风雪之夜中只身踏上了奔赴中央苏区的行程，谁也不会想到，此去竟是“秋之白华”二人的永别，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捕并于6月18日就义，就义时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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