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

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中国奇迹的密码，是浦东三十年来的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是一代人的艰辛探索和奉献。

三十而立，浦东的崛起，不仅是崭新城市天际线的立起，更是中国昂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东，中国的浦东，世界的浦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人海潮·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口述”系列专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开发区为切入点，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讲述那段浪奔浪流的进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创业史，更为今天的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一个大历史视角。

2020年4月18日对浦东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30年前的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从此，浦东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书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三十而立。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浦东开发开放是一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浦东奇迹的背后，值得讴歌和总结的内容很多。值此浦东而立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了《奇迹：浦东国家级开发区亲历者说（1990–2000）》一书，并请我作序。

浦东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一片始终令我梦回牵绕的热土。我自1992年下半年到1997年底在浦东工作，1993年1月浦东新区成立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从一开始就有幸参与和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早期最波澜壮阔的奋进历史。纵观全书讲述者，几乎都是我熟悉的浦东开发开放的开拓者，他们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飞扬的青春，奉献给了浦东开发开放最初十年艰难起步、艰苦创业的历程。如今，这些同志大都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但精神不减当年。他们的所述所记，生动再现了三十年前我熟悉的那段激情似火的岁月，体现了当年浦东拓荒者筚路蓝缕、奋勇拼搏、敢闯敢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他们的责任担当、勇气情怀，以及把浦东这片阡陌纵横土地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宏伟壮举。全书掩卷读来，真是往事历历在目，心头感慨万千，也感受到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做了一件很有历史眼光的创意，为后代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战略决策。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这是第一次，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大局的深刻把握，是基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研判。邓小平同志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拉开后，如何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的要“面向世界”“后来居上”的要求，需要从战略上作出顶层设计。“后来居上”就是不能简单地照搬以往沿海经济特区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而是要有所超越。在深圳特区建立后几年，上海各部门就如何振兴上海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做浦东规划时提出了不是“中心开花，四周扩展”“摊大饼”式的以来料加工为主的开发区模式，而是根据上海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采取总体规划、功能开发、全方位、多层次开发的新区方式，这也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决策背景，也成为浦东开发开放成功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浦东开发者深刻理解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浦东开发的综合论述，提出了一句自励的口号：“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还把口号制成标语，贴在食堂里，时刻提醒大家。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我国唯一一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开发区，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并提出中国金融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主要靠上海，这既是希望，也是要求和责任。因为与陆家嘴地区一江之隔的上海外滩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在陆家嘴地区发展金融，能够与老市区联成一体，组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金融中心。陆家嘴地区的开发一开始主要是建设高标准的商务办公楼宇房地产产业主导，没有引进第二产业的企业工厂，一度曾因建设周期长、短期内难以见到成效、办公楼宇亮灯率不够被人质疑。但我们始终坚持金融功能定位不动摇，在规划设计阶段采取国际咨询方式，那真的是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开辟了新理念，树立了新标杆，充分体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特点，这当时在全国是具有领先作用的。因为有了这份坚持，才有了今天世界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汇聚陆家嘴的功能集聚，才有了独具一格的崭新城市天际线。

金桥出口加工区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开发区。最初定义为出口加工区，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是不太合适的，我们内部就把它视作现代工业区，而且要是现代化、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市场量大、原材料能耗少、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工业区。由于万事开头难，刚成立的金桥开发区第一个引进的项目只是日本的一个箱包厂，后来在市里的大力支持下和开发区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汽车制造、家用电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纷纷落户金桥，金桥成为上海浦东先进制造业基地，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第一家中央政府批准的保税区。根据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新区管委会的设计，保税区的实施过程是按照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推进的，其功能也是按着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来设计的，保税区的英文表达也留了伏笔，用的是Free Trade Zone，即自由贸易区，这在当时是有很多反对声音的。为了实现集自由贸易、出口加工、物流仓储及保税商品展示交易等多种经济功能于一体，外高桥保税区积极推进有利于贸易和物流开放的改革，区内可设立外商独资贸易公司；可开展保税间、保税仓储、保税展览，保税商品在区内自由买卖；无论投资何种领域，外商均可申请百分之百的独资公司，等等。后随着营运中心的培育，保税展示的发展，外高桥保税区形成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态势。

张江高科技园区是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中成立较晚的一个，开始属于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管理。显然这一体制不便于新区做规划和日常领导。我提出要求和其他3个开发区一样划归浦东新区管委会管理。时任副市长蒋以任同志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因为当时外国的高科技产业不愿意到中国来投资，怕知识产权损失，同时我们自己也缺少了解高科技产业的人才，加上开发区领导体制和领导班子更换等原因，开发初期的张江发展比较慢。但我们一开始就很清楚，西方是警惕中国发展高科技企业的，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利用上海工业和科技优势，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1999年“聚焦张江”战略实施后，张江发展一下子加速，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功能得到强化，高科技产业集聚效应显现，张江也是首先提出要创建现代化“药谷”的园区。

当然，除了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外，我们还在浦东补充成立了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是中国所有特区和新区内唯一的一个农业开发区。在农业上，上海并不是主要产业，因此，我们对这个开发区的功能性任务定位为做“两个桥梁”，即外国的先进农业和中国农业交流的桥梁，实验室的科研农业和大田农业的桥梁。

因为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在地理分布上是分开的，齐头并进，发展有序。有日本人曾赞扬我们这种开发模式说，不是摊大饼，是下五子棋，这样各区的发挥在地理上不会冲突，这也是浦东规划的特色之一吧！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当年的蓝图已变为现实，今天的浦东，毋容置疑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亮丽的城市名片，上海人民，浦东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世纪答卷。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浦东承担了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区的重大任务，在更大舞台上，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打造“四个新高地”——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新高地、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高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新高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浦东开发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但我坚信，浦东的明天会更好！上海的明天会更好！

（本文为赵启正执笔，成文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