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画布，拿起笔刷，在颜料斑驳的画板上调好颜色，对着手机看了几眼原图，赵小勇开始作画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有犹豫，没有停顿，没有与别人言语。40分钟后，一张梵高的自画像跃然纸上，绿色的眼睛尤为神采。

20年前开始拿起画笔时，赵小勇和钟早春也许不曾想到，这一画就是超过十万张梵高，所有的人生就变成不间断地模仿一个画家，然后源源不断地仿制他的作品。

一个人一个月画500张梵高

梵高，一个传世的荷兰画家，成为远在中国深圳的画工赵小勇，和妻子钟早春的人生关键词。

这间小小的画室在深圳大芬油画村后巷的角落，没有醒目的大字招牌，只写着“印象画室”四个字。招牌之上，是一张照片，十年前的赵小勇举着一张刚画完的梵高，背后是当年的画室，环境简陋，与工厂无异，三五个画工和上百张还在加工的油画。这是大芬的缩影。

在这个咫尺见方的画室，最里面的位置是属于钟早春的，她面前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张或大或小的画布，桌台是调色板，到处都是颜料斑斑的痕迹，旁边的纸箱里丢着擦过笔刷后的废纸团。

记者见到她时，她就坐在这个位置，画一张尺寸不大的《收获的景象》，第二天就换成了《盛开的杏花》。画台上夹着一个白色手机支架，画画的时候她的手机就夹在这里，或是在播电视剧，或是用来跟客户随时沟通，或是用来比对原画。边看边画，听说前两天她已经边画画，边追完了整部《欢乐颂》。

在她的正上方还挂着四五十张正在晾干的油画。这一次的订单是700张，时间约为一个月，客户是一位香港商人。赶单，就是把一张画反复画N遍，这也是画工的工作常态。

虽然现在的钟早春俨然是一个老画师，调色用笔作画几乎都已经成为本能，不需要思考。但当年她从江西农村来深圳打工，没有遇见赵小勇时，应该从未想过仿制名画会成为自己的工作。

1994年，赵小勇从湖南农村来到深圳打工，虽然从小喜欢画画，但是维持生计让他不得不选择在工艺品厂里做流水线工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妻子钟早春。1997年，他跟随老乡来到了大芬村，开始在这里做学徒工。

当年在工厂里介绍赵小勇来大芬画画的工友，不到两个月就重回厂里做工了，因为“实在坚持不下来，画不下来”。几年过去，工友还是会给老赵打电话，“你要是不想画了，这个工厂老板还是要你过来”。这些邀请都被赵小勇婉拒了，继续一头扎在大芬一张又一张的画布里。

《咖啡厅》是赵小勇卖出去的第一张梵高，60*90cm，成交的价格是280元。虽然画得不算差，但徒弟的身份，让他比老师傅们低了几十块钱，“不卖的话我哪有钱呢？还要买布买颜料，还要继续画啊，没办法的。”

1999年到2008年之间，是订单量最多的十年。赵小勇说，最多的时候一张画要五千张，一个月画500张。那时，他还没有带学徒，大量的订单就靠着夫妻俩和弟弟、舅舅四人完成。平均一天要画14-15个小时。

生活和画画，就浓缩在这个两室一厅的出租屋里，客厅里画画吃饭，卧室睡觉，肉眼所及都挂满了梵高。枯燥和机械重复的生活，让赵小勇不止一次扔了画笔，“真的就是不想画了”，但看着上百上千的订单，和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他不得不重新捡起画笔。长期在狭窄空间里作画，让赵小勇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高血压，习惯性的头晕，消瘦。

去年5月，赵小勇的师傅，就是20年前在大芬教他画第一张梵高的老师，在家中去世了两天才被发现，身边还放着上一批卖画拿到的3800元现金。死因据说是长期咳嗽没有及时治疗，这跟长期闷头画画不无关系。钟早春说，现在提起这件事，老赵还是会难受的头皮发麻。采访过程中，赵小勇不止一次摆摆手，“画画太累了，用画画来赚钱，实在太累了”。

出走大芬，原创依然遥远

如今，留守大芬村，接单画梵高的任务，多由妻子钟早春完成。当年还在陶瓷工艺厂打工时，钟早春并没有任何美术基础，只是偶尔会随手画些简单的小玩意儿。零基础开始跟老公一起转行画画，她算是赵小勇的第一个徒弟。

她的生活就是简单的两点一线，早起给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做饭，做家务，再等着儿子中午回来吃午饭，然后收拾停当去工作室继续画梵高订单。

现在钟早春画的每一张订单梵高，画布上都有一层浅浅的喷绘，保证画面的比例轮廓百分之百正确。“反正我们画的是商业画，价钱也卖不了很多，就得提高一点速度。有了微喷就不累脑了，我们画的时候会把喷绘完全盖住，谁也看不出来。”

2013年，一位常买画的朋友在苏州开了画廊，赵小勇前去观摩，他发现，自己卖给朋友七八百元一张的《星空》，在这里的售价居然是七八千元，接近十倍的价格差让他颇为意外，“原来我的画还是有价值的”。

于是，赵小勇选择了出走大芬，到宁波开画廊，一口气就开了两家。即便每月的营业成本就有三四万元，但相比于大芬激烈的竞争和透明的价格，如今一幅画能买几千，这个选择显然不算失败。“画得再好，在大芬也卖不到什么价钱”。赵小勇开始常驻宁波，两三个月回一次深圳，看望妻儿，并从大芬村进货。

钟早春和赵小勇的境遇在画工中已算不错的，房价还没暴涨时咬咬牙，靠着画梵高攒下的一点积蓄，在村口的小区买了房子，大女儿已毕业工作，儿子在读小学五年级。但是赵小勇的家里却没有挂一张梵高。“我自己画的肯定是要把它卖掉，没有多少思想在里面。画得好或许会舍不得，但价格也能卖得高一点。”

现在，大芬画室里挂着的梵高画作，多是钟早春和其他徒弟完成的。其中有一张赵小勇的自画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原创作品，却依然离不开梵高的影子。赵小勇虽然这两年也开始尝试原创或创意的画作，但都只是闲暇时的尝试，并不会投入太多的时间和心血。

背后的原因很现实，订单太多没时间原创，也怕了耗尽心力画的原创作品没法快速变现。毕竟，对于包括赵小勇夫妇在内的多数大芬一线画工来说，画一批就能卖掉一批，养家赚钱才是最重要的。钟早春依然会对创作独立作品的画家心生羡慕，但在现实面前，也仅仅是向往。

艺术，创作，离他们或许还太遥远。

当“梵高”看到了真的梵高

采访间隙，赵小勇的朋友进店跟他寒暄，谈及对老赵画作的评价，这位朋友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我叫他第二个梵高”。然而直到画了第十七年梵高，赵小勇都还不知道真正的梵高长什么样。

梵高的笔触真的那么潇洒吗？颜料真的很厚吗？画幅尺寸都很大吗？赵小勇不知道，他所认知的梵高都来自图片和画册，看不见细腻的笔触，也看不见颜料堆积出来凹凸不平的画面。

2014年8月，赵小勇跟随摄影师余海波和他女儿余天琦，第一次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见到了梵高的真迹。“比我们想象中的差得太远了，不是那么厚油，看到最大的一幅画就是那个吃土豆的人，就这一幅画大一点，其他的画都是小小的。有时候看到梵高的自画像，就是30*40厘米那么大的。”

他驻足观看了很久，画了那么多年，这才是他离梵高最近的一次。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赖瑗 姜涛 编辑：施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