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间，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两岸同胞砥砺前行、同舟共济，祖国大陆的发展离不开台胞和台企。而在这四十年中，两岸的交流也不断密切，彼此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两岸民众血脉相连，一条海峡再深邃再宽阔，也无法阻隔这份情感的牵绊。看看新闻Knews推出《一家亲·两岸情》系列报道，在海峡两岸拜访了两岸四十年的亲历者，透过四张不同的台湾面孔和他们的时代故事，一起回望两岸走过的不平凡的四十年。

1949年，上百万人背井离乡，跟着国民党部队，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们中，有军人也有眷属，尽管经历不同，身份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大都从此经历与故土、父母、亲人，生生分离、天各一方的人生至痛。

1979年，大陆方面首先倡导开启两岸交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尽快实施通邮通航，同胞直接接触，探亲访友和参观交流。这在台湾岛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众多在台大陆籍老兵再也抑制不住思乡之苦，他们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这一年，高秉涵，43岁，离开母亲整整30年。利用前往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高秉涵写下了一封家书，收信地址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是母亲宋书玉。

高秉涵回忆说，“那时候的歌曲都不准唱，思乡的歌曲都不准唱。想家，是犯法的；想妈妈，不行，不能想。1979年，我代表台湾到西班牙去开会，我就写了一封信，想偷偷地把信交给大陆的代表团的人，替我投这封信，投到家乡去，看看母亲还在不在。”

为了安全起见,信没有直接寄往老家,而是先寄给了高秉涵在美国工作的同学,再转寄到山东菏泽的老家。直到第二年,高秉涵才收到了从老家寄来的回信。

“怕，怕母亲万一不在了，就感觉更伤心”。那天晚上信收到以后，高秉涵就放在了被窝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讲，“来信了你怎么不拆开啊？” 高秉涵妻子读了第一段，高秉涵就知道，母亲已于1978年去世了。“我就叫我太太不要读了，我说就到这里吧”。

母亲已经不在了，但高秉涵对故乡的思念却从来未曾间断。13岁那年，由于战乱，高秉涵与母亲分别，跟随着人群四处逃难。

“我这一路走，很苦，走了两三千公里，逃难，路上苦啊，很苦”。高秉涵边说边向记者展示当年留下的伤。

1949年10月，高秉涵来到了台湾。举目无亲的他，睡在台北火车站，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度过了一段艰苦、贫困的生活。后来，在同为山东老乡的引导下，高秉涵一边靠劳动维持生计，一边攻读了中学课程，之后又有机会考上了军校的法律系。

两岸隔绝的日子里，高秉涵无时不刻都在想家。因为想念母亲,每到大年初一,天一亮,高秉涵就会跑到北投大屯山,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的方向,大声哭一场。

高秉涵说，“认为乡愁是一个人性的表达，人爱他母亲，说儿不嫌母丑，母亲长得再不美，在儿女心目中，天下最美的就是母亲。乡愁是因为有割裂，才有愁。”

高秉涵的女儿高士沛也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牵连，就是你明明知道她已经在天上，但是你还是在想。原来她思念她的儿子的时候，是这样在看待，是这样在举动，是这样子张望，是这样子期待。

1987年，台湾歌手费翔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唱出无数游子想家的心声。那一年的台北街头，一群五六十岁的老人，穿上了印有“想家”字样的衣服，奔走呼吁，发出“我要回家”的呐喊。

已逝的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人何文德有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视频，被保存了下来。他说，“四十年来，每当别人慎终追远，去拜祖宗的时候，那我也会想啊，我的祖宗在哪里？每当别人生荣死哀，孝顺父母的时候，那我也会想到啊，我的父母在哪里？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啊！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我，何文德，又叫何质彬，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大陆，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同为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人杨祖珺说，“在台湾最惨的，不是其他人，而是那个只身在台的老兵。他们不结婚，是因为他们有爱人，有未婚妻，有太太在大陆。当他们跟着国民党军队到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家人、爱人，都在大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要对爱的人信守承诺”。

当年3月，老兵们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5月的母亲节，高秉涵、何文德和同袍老兵们在台北连续集会；6月28日，他们又在台北金华女中举办集会，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兵，站在台上唱起《母亲你在何方》，全场泣不成声，催人泪下。

“大家从小都听惯，从电视、唱片，大家都会唱《我的家在大陆上》、《秋水伊人》，还有《母亲你在何方》”。杨祖珺说，“像这几首歌，全台湾人都会唱，可是特别是当兵的，或者是外省籍的人士，不管男女，我们的爸妈，唱得都哭得要死。为什么？他们想家”。

迫于民意压力，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部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当年11月２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台胞赴大陆探亲申请登记，迫不及待的人们在办理大厅开门前就早早排起了长龙，不少人还是彻夜等候。半个月内，10万份申请表就被索取一空。

1991年5月，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0年的故乡山东菏泽。

高秉涵对这一幕终生难忘：“一位老先生就问我，先生，先生，你找谁啊？因为我的小名叫春生，我说我找高春生。那位老先生讲，你找高春生啊？那个高春生已经死到外地了，死了很多年了。我一看，这个老先生很像我的堂爷爷。但那个堂爷爷的名字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的小名叫“三乱”。我说“三乱”在不在？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就是高春生啊！哎呀！我们两个笑得！他掉着泪就拥抱”。

高秉涵说，没有再见到妈妈，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但与很多年长的老兵相比，自己算是幸运的，许多老兵在台湾孤苦一生，到死也没能再回到故乡看一眼。

为了达成老兵们的遗愿，从1991年开始，高秉涵先后抱着一百五十多名老兵的遗骨，回到故土安葬。老兵们说，生为游子，拒做游魂；高秉涵说，回家是比天大的事儿。

高秉涵感慨地说，“那时候两岸对峙得很厉害，我成立了菏泽同乡会，被选为会长。因为我最小，同乡会会长就是为这些老哥服务的一个差事。所以这些老哥们就纷纷讲，说高秉涵，回家的希望没有了，我们年龄也到了，身体也不好，在台湾也没有成家。万一你可以回家了，回老家了，我们是牵着你的手到台湾来的。你小子可不要忘记，你要抱着我们回家乡啊!”

当初一句“戏言“，高秉涵做到了。

“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2012年高秉涵获选“感动中国”人物，这是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

现在，高秉涵每年还会抱着老兵的遗骨回到大陆，他也把这份事业，托付给身边的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金普庆、李泓宽台湾报道，编辑：安乐、张慧斌、施蒙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