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晚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正在当时的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内进行着。会议刚开始后不久，一个“獐头鼠目穿长衫”之人的闯入打断了会议的进程，据“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当时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房子，对不起，说毕扬长而去。离李汉俊寓所的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分途散去，只有李汉俊与陈公博未走”（引自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

以上便是陈潭秋回忆中“中共一大”在召开至7月30日晚间时所遭遇到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小插曲”，这位“闯入者”就是当时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的程子卿，“一大会场”被他发现后不久便立刻引来了巡捕房的搜查，而尚未结束的大会也被迫于数日后转移至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

嘉兴南湖“红船”

程子卿所说的这位“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到底是确有其人还是他的搪塞之言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各界联合会”这个组织说起，正如陈潭秋在回忆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各界联合会”不仅在当时“确有其事”，而且其活动的地点也离“一大会址”近在咫尺。

各界联合会全称“全国各界联合会”，是一个诞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性的群众爱国团体，曾一度有力推动了当时全国各地爱国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因此也被北洋政府视为“内地屡次发生风潮”的策源地。1920年5月，全国各界联合会在遭到查封（据1920年5月7日《申报》报道此次全国各界联合会遭到查封程子卿有参与其中）后仍然在半公开半秘密的环境下坚持开展着各种活动，他们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政府、俨然已成为了当时国内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从而也处在北洋政府及租界当局的双重严密监视之下。

程子卿（中）与他当年的同事薛耕莘（右）、朱良弼（左）

全国各界联合会同样也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兴业路黄陂南路口）树德里内留下过他们活动的印记。据1921年11月2日《申报》的一则报道中称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通讯处就位于“法租界贝勒路（现黄陂南路）树德里”；而党史专家朱华则在他《巡捕闯入”一大“会场新说》一文中有更加明确的写到：“笔者在80年代查阅工部局警务日报时曾偶然发现，就在一大召开期间，工部局警方正在密切监视着一个当时相当活动的社团——全国各界联合会。它的总部就在法租界望志路贝勒路口的树德里104号”，如此陈潭秋回忆中的这些细节也就基本得到了应证。

至于程子卿所提到的这位王会长，经查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虽不设会长，但笔者在1920-1921年的《申报》中有多次查到一位名叫“毛一丰”的人曾担任过该组织的主席，或许是由于当时一大会场内紧张的氛围，也或许是因为方言的差异，同为湖北人的陈潭秋与李汉俊把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程子卿口中的“毛会长”误听成了“王会长”，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黄陂南路树德里弄口

如果假设7月30日晚间程子卿来到树德里的目的就是来找寻全国各界联合会负责人的话，那他此行的任务究竟又是什么呢？对此1921年7月31日《民国日报》所刊登的一则《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的消息给我们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思索的空间，据该则消息称：“法总巡警费沃礼君，昨特令中西探目派探分赴界内各团体，谓捕房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开会集议，须在四十八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如有私自秘密集议，不将会议理由预先报告者，捕房查悉后，即照违章论，务请公堂讯究云”。根据这份章程内容所述，也就是说自1921年8月1日起，凡是在上海法租界内有“开会集议”类的活动，必须提前48小时予以上报且需获得总巡核准方可举行，否则即照“违章”论处。而其中“昨特令中西探目派探分赴界内各团体”一句则提醒了我们程子卿极有可能参与了此次行动。

两年后，当租界当局再次深感到“租界内各团体往往私自集会”后，此类行动再起，而这一次程子卿的名字则赫然出现在了《申报》上，据1923年9月7日《申报》的报道：“法总巡费沃礼以近来本租界内各团体往往私自集会特派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等印刷之法租界政治会议章程分送界内各团体并传知以后务须遵章办理。兹録其章程如下：按照法租界工部局第十三条章程之规定，今颁布关于会议章程如下，（一）如无总领事或其委员之准许不能在租界内集会议论政治，（二）如有人欲在租界内集一相同之会议应于四十八小时之前函致法总捕房请求准许并声明开会宗旨在议诸人之名姓以及本日应议问题云”。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推测1921年7月30日晚程子卿来到树德里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来通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即将实施《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消息的。

黄陂南路树德里弄内

此外当年在该片区内还活跃过其它一些进步团体与人士，它们的存在或许也曾被租界当局所“重点关照“，从而在间接上加大了“中共一大会场“被发现的风险。这些团体与人士中有：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位于贝勒路义和里14号（引自1920年5月7日《申报》）

崔祜、崔演武、申荣镐，居住于贝勒路102号；金尚德，居住于贝勒路树德里4号，这4人都是朝鲜在上海留日学生会成员，参与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引自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课题组《法租界巡捕房突闯中共”一大“上海会议会场研究》）

驻沪安徽救国代表团、改造安徽同志会，位于贝勒路同益里（引自1921年7月18日《申报》）

留日学生救国团总会，位于贝勒路同益里5号（引自1921年7月25日《新闻报》）

正如历史学者蒋杰在《环境、街区与政治：中共诞生地的城市空间研究》一文中所写到的：“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上海的外国租界就如同一座安全岛。无论在晚清还是北洋时期，他们都会把这里作为首选的革命基地…租金的相对低廉，使得（一大会址所在的）西门区一带的石库门里弄，常常成为外来者初到上海的首选落脚地”。

黄陂南路兴业路街角

那是否就可以据此认定“程子卿是因为弄错门牌号而误闯一大会场”呢？“一大代表”李达与董必武的回忆向我们传递出了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的另一种可能，即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原因而暴露了中共一大的开会地点。

据李达回忆：“马林即席讲话，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他致辞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引自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据董必武回忆：”（一大）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引自《董必武同志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有关这“马林暴露”一说有不少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并著有文章，不过他们所论述的可不止是上述这么简单，比如在党史专家任武雄《党的“一大”会场被搜查之谜》一文中就对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到达上海后被租界当局监视做过一番介绍，据此作者认为“一大会场被租界巡捕搜查是由于马林已被监视而引发的”。

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

另外，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他《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也曾引用到过一份日本警视厅当年的情报，这份情报翻译过来大致是这样描述的：“共产党将在明天（6月30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原适庐召开大会，参加该大会的各地代表是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等地的学生组织和其他各个联合会的成员，日本人也将参会，具体参会人名，正在侦查之中”，据此石川祯浩认为中共召开“一大“的消息可能早已泄露。

关于石川祯浩引用到的这个说法虽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就其情报中所描述到的会议召开时间与参会代表来源地等细节来看就与“一大历史“有诸多不符之处，另文中所提到的”贝勒路原适庐“也不能确认是否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但其中所提到的“日本人也将参会”一事在“一大代表”陈公博的回忆中倒有类似记述。

据陈公博回忆到：“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经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国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引自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次我在上海，最使我觉得滑稽的，就是被法国巡捕误认我是日本社会党（引自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还需提醒各位读者注意的是在中共成立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在中国自称是共产主义的政党或组织曾经有过多个，比如以黄介民、姚作宾为代表的“大同党”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但“大同党”与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其信仰中参杂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因此当年的各国政府及租界当局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错把其它政党当成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也是极有可能会发生的。

结合上文中已提到这些的内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即“原本准备到该片区执行通知任务的程子卿忽然听到了马林的宏大声音从而联系到近期有关共产国际代表来沪召开会议的风声，于是便进入106号一探究竟，结果发现了一大会场”。

近期有一部革命题材类电视剧《大浪淘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在该剧（第7-8集）演到“一大会场被程子卿发现”这一情节时，编剧将“全国各界联合会”、“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马林讲话时的声音宏大及事先已被租界巡捕监视”、“陈公博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这些细节都融入进了剧情中，引发观众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这在以往同类影视剧中是很少被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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