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毛泽东自1919年首次来到上海后又一次抵沪，当时的他居住在哈同路（现安义路）民厚南里29号，有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这样回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在1920年前曾两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时间较长，为1919年3月14日至4月初，第二次时间较短，为1919年12月中旬。如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所述：“那个时候，（毛泽东）他还没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的了解，用他自己回忆中的话来说，他正在寻找中国的出路。因此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也很感兴趣，甚至表述赞同”；毛泽东在面对埃德加.斯诺时也曾有这样说到过：“我28岁才学马克思主义，28岁以前学的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我相信过康德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28岁以后，以前也不会学，是俄国人教的，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教的。1917年以前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时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卢梭和穆勒，中国方面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孔夫子等，还有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之中。

安义路民厚南里毛泽东旧居

从1920年5月5日毛泽东抵沪到7月初其离沪的这段时间中，毛泽东在上海曾留下有不少活动的印记，如联络湖南旅沪各界人士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召集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内举行会议，欢送赴法勤工俭学会员并讨论学会会务等，但有一件事对其来说意义更为重大，这就是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时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中的见面以及他们之间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及湖南改造等问题”的谈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经历，毛泽东“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毛泽东后来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也有说到：“我此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虽说我们已不能完全复原当年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的全部内容，但历史已足以证明这段经历对于毛泽东及中国革命而言意义巨大，正如金恒源在《伟人征程始于申城：毛泽东与老渔阳里2号》一文中所写到的：“是陈独秀，将毛泽东本来只局限于湖南一省的目光，引导到中国革命，民族解放的更加壮丽的舞台上。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填写代表证时，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与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的相关原始档案是一致的”。1921年7月当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时，他已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也从那时起正式开启了它的伟大航程。

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

1924年是毛泽东一生中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年。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被正式通过，1924年1月毛泽东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进行工作，曾担任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后改任主任）、组织部秘书等职务，从1924年3月一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决算书资料来看，当时毛泽东每月的支薪为120元大洋。

南昌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1924年2月毛泽东再度抵沪后先是居住在当时位于闸北的“三曾里”内（位置约现公兴路临山路口，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3年“三大”后毛泽东就曾在“三曾里”居住过），当时这里曾为“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也称“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曾在此居住，“三家人”对外称“王姓兄弟”，以“关捐行”（旧时靠帮人填写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行业）来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掩护，有时陈独秀在此开完会后也会在此留宿（1932年，三曾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不幸被日军炸毁，现只剩下遗址）。1924年6月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一家又迁居至慕尔鸣路甲秀里（现茂名北路120弄）居住，当时与他们同住的还有蔡和森和向警予。甲秀里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在上海居住时间最久，最具有家庭生活气息的一处住所，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居住于甲秀里期间）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工人夜校去讲课”。

“三曾里”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模型

茂名北路甲秀里毛泽东旧居

1924年对于毛泽东而言也是忙碌的一年，在沪期间，他除了需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外，还要花大量精力与时间投入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中，如筹备并出席上海各公团追悼列宁大会，负责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招生与复试、指导推进平民教育工作等。有几件事足见毛泽东当时所处工作环境之复杂与艰辛，如据罗章龙《椿园载记》一书中所述：“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毛泽东字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又如据任武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文中所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部长胡汉民，秘书由毛泽东兼，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时起争论。1924年7月，毛泽东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推荐与胡汉民有师生之谊的张廷灏（时为共产党员）继任，作为缓冲”。

正是在这样的“超负荷”下，再加之当时国民党右派的排挤，毛泽东于1924年年底因积劳成疾携妻儿回到湖南养病并从此开始了领导工农运动的新征程......

毛泽东一家在甲秀里的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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