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那年，我一岁，有了人生第一张相片。

2019年，中美建交40年。这一次，我站在相机后，和同事一起，用镜头记录四个美国人的故事，也透过他们的镜头，回望中美走过的40年。

于是，有了这部《中国印记》。

一

Max Horne，中文名洪明伟，是最后一个敲定的拍摄对象。

今年6月，他高中毕业，被哈佛录取。我们私下叫他“小哈佛”。

第一次在微信上联系时，他问起其他几位拍摄对象。

我向他做了简单介绍。听完后，小哈佛谦虚地说：他们都好厉害！跟他们比，我真的没什么好拍的。

小哈佛想打退堂鼓。痴长几岁的我，笨嘴拙舌，只能奋力敲键盘，劝说万里之外的这个美国小伙。我告诉他，你学中文六年，来中国好几次，一定有很多故事，对我们来说，不管年龄大小，职业是什么，也不管经历是否坎坷，每个人的故事都独一无二，一定有值得分享的地方。

不是忽悠，我真这么想。

我在他这个年纪，刚从高考的书山题海中跳脱，不要说去国外走走看看，连上海，也不过是印在课本上的地名而已。

学中文六年，他每年假期都来中国，到过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更喜欢四川、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风情，说不上痴迷，但好奇心却格外强烈。

后来，他在采访中说，中国有很多超美的地方，但真正吸引他的，不是景，是人。

能在这个年纪说出这样的话，背后一定有故事。

事实证明，他的确有故事。不过，我更喜欢一个最终没剪进片子的故事。

两年前，他第二次去青海，之前结识的一个藏民家庭，带他参加朝拜活动。当地习俗，朝拜后会把围巾扔进火堆。看着五颜六色、绣着精美图案的围巾就这么烧掉，“小哈佛”觉得可惜，于是偷偷“救”下一条，带回了美国。藏民家的父亲知道后，没有怪他，而是买了一条新围巾给他。

“小哈佛”知错了。今年6月在美国采访他时，他特意拿出这条围巾，说8月份再去中国时，要把它扔进火堆，完成它的宿命，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年轻，就是无知无畏，这不也正是年轻的精彩吗？

二

“小哈佛”认为“很厉害”的其他几个人中，有一位叫彼得·克洛斯比。

1994年，他和女朋友两人，带着相机，一人一辆山地车，从北京南下，经过山西、湖北、贵州等地，一路骑到香港，全程3000多公里。

大城小镇、风餐露宿，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千奇百怪的中国风俗、惊险刺激的骑行故事。他记录下那个年代，不要说外国人，就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他把这次经历制作成记录短片，被国家地理频道《探索》节目买下播出。

之后整整23年，他没再来过中国，直到2017年，他回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六个朋友的微信接力，找到了巴东山里一个叫刘应华的农民。

当年骑行时，他们在山里迷路，幸得老刘一家收留。那个凄风冷雨的夜晚，从此一直留在彼得心里。他找到老刘，就是要当面向老刘说声“谢谢”。

有人不理解，觉得他小题大做，甚至觉得他有“私心”，想借“重逢”再拍一部自己的纪录片。

一开始我也有过类似念头，但今年8月的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暑假时，带着一家老小在东欧自驾游。四五个小时的盘山公路，经常开半个小时，见不到一户人家，也没有加油站或者服务点。有一天，刚到山顶，汽车突然报警，显示动力系统有问题。我赶紧停车熄火，一边故作镇静下车瞎看，不让老人小孩跟着紧张；一边默默祈祷，发动机歇会儿后重新启动能够一切正常。

等待那一刻，我想到了彼得。不同的是，我可以打电话叫拖车，无非就是等上一天，但车里有零食有水，太阳再烈，可以躲车里开空调；而在山里迷路的彼得，没有电话，没吃没喝、而且是冬天，刮风下雨，除了两辆自行车，只有个女朋友陪着。（骑完这趟，两人分手了。）

如果没有老刘一家……

我们常听人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的痛苦我能体会。

其实，即使有相似经历，你也未必真能体会别人的感受。我相信，彼得对老刘一家的谢意，真心实意。

今年5月，彼得搬到北京，计划用半年时间准备，然后再一次从北京骑到香港，看看20多年来中国的变化。

如今，他已经64岁。

三

美籍华裔摄影师刘香成，出生在香港，童年在福州度过，香港读完中学，去美国读大学，随后成为美国《时代》杂志首位驻华摄影记者，后来又为美联社工作。

美国、阿富汗、法国、印度、斯里兰卡、苏联……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

初次登门拜会刘先生，心里有点打鼓。他是新闻界前辈，大半辈子都在新闻现场，见证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拍摄采访过无数大人物小人物。他还拿过代表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

要“平视”这么一位采访对象，并不容易，更何况，他还在上世纪末转投商界，先后担任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默多克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推动星空卫视在中国落地、参与筹备上海《财富》全球经济论坛等等。

他不仅是中美建交40年的记录者和亲历者，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记录者和亲历者。

他的华裔身份和在福建生活的经历，给了他不同于其他外国记者的视角，让他对中国的洞察，更为深刻；而在全世界兜兜转转大半个世纪，最后在上海安家，创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去理解他的这种选择，也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

四个编导中，我年纪最大，但刘香成经历的六七十年代、以及他记录的八九十年代，很多历史和场景我都不知道，或是记忆早已模糊，更不要说团队中两位年轻编导。

所以预告片，哪怕只有短短30秒，编导张也觉得有必要留出两句，点出他们的影像之于国人的意义。

“定格四十载时光，跨越东西两半球，他们的影像，让世界初识中国，了解中国，也成为给中国人的礼物，重温过往岁月”。

希望更多美国人看到这个片子，也希望更多中国人看到这个片子。

四

第四位拍摄对象，金发姑娘Lois Conner，中文名叫康兰丝。

她的身份很简单：摄影艺术家。

如果多说几句，可以这么介绍：她是摄影艺术家，醉心于中国风景，以罕见的大块头全画幅相机拍摄，并用铂金冲印法，呈现出黑白色调带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照片。

当然，除了中国风景，她也拍人。

从做片子角度来说，康兰丝的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甚至也没有情感的突变，并不是最理想的拍摄对象，但片子做完后，我们都喜欢上了她，被她的故事打动。

1984年，她第一次来中国，之后35年，她几乎年年来，呆的时间或长或短。纽约的家里，到处是她这些年从中国带回去的物件，条凳、烛台、床单，甚至还是体积庞大的木箱。

她笑着说，那个年代，航空公司管得不严，我用塑料薄膜裹一裹，就当行李让我托运回来了。

她在中国的朋友，除了摄像师、艺术家，以及她受邀开班教授的中国美院学生，最长久的就是她初来中国时在桂林阳朔的小村子里认识的人。

她后来并不常回去。时间久了，有些老友去世，有些老友有了儿女和孙辈。她淡淡地说：“即使我不认识这些晚辈，但他们看到我都会招呼说，康兰丝，你回来啦。”

情到深处淡如水，平平淡淡才是真。

五

48分钟，《中国印记》，讲述四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

康兰丝、彼得、刘香成、洪明伟。

最要感谢的，当然是他们四位，毫无保留向我们敞开心扉，分享他们的故事。这也让我们战战兢兢，担心没把他们的故事讲好，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充满波折的当下。

有人问我们：中美关系都这样了，还拍几个美国人的故事干嘛？

是啊，中美关系都这样了，不是更需要这样的故事吗？

还有人提出质疑：你们拍的四个人都很特殊，没有代表性。

是啊，但哪个个体可以代表一整个群体？不正是这一个个的个体，才构成了整个群体吗？

最不理解的疑问是：那些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你们怎么不去拍？

呃……好吧，我们就是没拍。但在四位拍摄对象的故事里，他们在中国经历的不愉快，对中国一些做法的不理解，对中西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冲突，我们也没有回避。但是，对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来说，多一些美言相待，坦诚相见，不是更好吗？

中美建交40年，我和同事一起完成了这段影像。有很多不足，也有一些遗憾，这些都将成为这部《中国印记》的印记。

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片尾致谢，在此不一一列出。

40年的中美关系，很短，短到不及一代人的寿命；40年的中美历史，又很长，长到其间每一个时刻的决定，都对你我产生持久永续的影响。

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在作出重大判断和选择时，应当端起历史的望远镜，从40年风雨历程中寻找启示和指引。

希望这部《中国印记》讲述的四个美国人的中国故事，也能成为这种启示和指引的一部分，哪怕很微小。

长情难得，平淡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