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个体灵魂的执着和依附。人类从图腾崇拜到宗教信仰，经历了精神的升华和意识的规整，须臾不能陷入信仰缺失。本文讨论的信仰信仰限定在生存（存在）信仰概念上。关于生存信仰，可分为显性和隐形的认知状态。显性是具体化为具象，仪式等的行为意识。隐性则是指无神论的宗教意识，也即一种自由的无具象的信仰意识。隐形的信仰状态是一种内心的精神认知。德沃金坚称，无论科学、逻辑还是价值，最终都需要信仰支撑[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第32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7月版]。因此，那种简单认为，没有信仰的具象化或仪式化就是没有信仰的表现，是肤浅的。

信仰的现实意义，已经被论述得很充分。如何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看待信仰对个人、对社会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5000年传统文化背景的国度，信仰何为？个体何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今天如何看待信仰

信仰是一种价值追求，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虚无的指向。“所有的价值追求，因为不是物质性存在，都有一定的虚无色彩，但虚无未必亵渎。”[陈斌：《赋予信仰以自由》，第22页。《读书》2016第6期]。信仰解决的是精神价值问题。人不同于动物性的存在，在于精神上追求价值感。

千百年来，人类面对生活的艰难，选择精神上的愉悦以逃避物质生活的痛苦，使得人类群体得以延续，宗教作为具象化的信仰对象构造，由此而生。而社会多宗教的混杂存在，则是种群融合混杂的反映。不同人种、民族，不同区域、风俗，如果难以被一种宗教统摄，就能产生不同的精神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往往群体化，区域化，部落化，有的直接上升到最高层面，形成信仰的固定模式：仪式化，具象化，文字化等。中华民族的信仰传统即是如此。

然而，没有到达这一层面的信仰，并不意味着其信仰没有价值。这一层面的信仰，其认知可能表现为短期化、临时性、功利性等，其价值在于寻求到一时的精神安抚和价值满足。

对于普罗大众，对信仰的认知更多来自于生活的实用化，实用价值在于可作为生活的精神依靠工具。也有人戏称之中国人为“生存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可能贯穿其一生，形成一种特有的对信仰的态度，也就是中国民众对待传统信仰的独有的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态度，民众在精神上也能获得特有的满足和自洽，这也许是一种追求生存价值的方式。只要能够为特定传统社会所容忍和认可，自然具备其存在的价值。

这一状态更多被诟病，认为与现代化的理念相悖，甚至有碍于现代性的发展。比如，对共同价值观的解构，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难以形成强大一致的发展动力，等等。

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其参照物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成绩，不顾自己国家的现实和传统。众所周知，现代化模式不等于西方模式，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不同民族都已意识到，只有立基于各自的国情，才能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曾经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移植错误已昭显无遗。同样，即便如信仰，西方的宗教意识难以简单移植到东方国土，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别，是对待信仰不同态度的根源。

我们经常看到，对中国这样一个宗教杂存的千年社会，多宗教，而少宗教意识、仪式的国度，被贴上无信仰的标签。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误读。信仰不等于宗教信仰。尽管这一词汇更多指向宗教信仰。信仰在当代社会，随着现代性的来临，生存信仰可以涵盖个人信仰、社会信仰、政治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等多层面。个体是一个多面性的合成物，当境遇发生变化，或者面对不同对象，信仰会自发产生不同的适合的信仰意识和认知。

因此 ，今天考察信仰问题，必须具体考察不同语境，不同社会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任何预设一个大一统的信仰理想状态的想法，本质上是轻率和简单的思维。从根本上是内心存在一个既有的标准，要么是西方舶来想法，要么是个体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够。

从什么角度考察中国的信仰问题

信仰追求的是人的终极关怀，却植根于人的现实世界。信仰建设在当下刻不容缓，是直接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中国，信仰可以区分成很多不同的面相，只是与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中国的信仰问题才更显得内涵丰富，研究的意义重大。因为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群体。

一般来说，讨论信仰，词义的前理解就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讨论中国信仰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清楚的是，我们所讨论的信仰内涵是什么，如果是简单运用西方既有的信仰概念，用这一标准来考察中国现实，这么理解中国的信仰是困难的。从西方的信仰观念角度看待，中国的信仰困局看似已经十分糟糕了，中国肯定是被批判的对象：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一个缺乏宗教伦理道德的社会，一群没有伦理精神的国民。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信仰问题，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的信仰困局。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从贫瘠的信仰缺失到丰裕的信仰困境，值得反省的太多。罗曼.罗兰说：“信仰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只有被践行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我们经常会反省，我们生存的社会是散乱的小群体、个体信仰的格局，抑或处在无信仰的生存世界？ 对于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或者宗教杂乱的国家，有可能构建一个共同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么？

如果非要说信仰，中国人信仰什么，有人这么认为，如果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活着就是最大信仰。说的更直接一点，最大信仰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观念在某种层面契合了德沃金在《没有上帝的宗教》一书末尾的指出：“为何生命不能也是一件就其本身来说是完整的成就呢？这项成就的价值就在于生活中的艺术。”[(美)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第117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7月版]  而哈维尔也是同义：“信仰生活，也许。”

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一统的宗教社会传统。我们的宗教传统现状是：几千年，多种宗教派别杂存，而且没有西方那种严格仪式和苛律。多种不同信仰的群体共存，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宗教传统，所以，更需要具体分析研究信仰的不同层面，笼统说中国存在信仰困局，是不确切。我赞成李向平老师的关于信仰的几个划分，政治信仰、社会信仰、文化信仰等等，这可能更适合描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不过这些各自领域的信仰存在各自的混乱认识和形式。这是多个不同领域各自不同的信仰困局，需要分别具体深入研究。考察传统社会的信仰，还需要注意一点：民间信仰和庙堂信仰的区别。也就是，不同信仰如何区分并深入研究，其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系？也是当下急需继续思考的问题。

由社会价值观的多元甚至混乱，推及信仰的缺失，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但是，现代社会的分层化，群部落化等现象，必然带来价值观的多元，个体价值凸显，价值表达的多渠道，喧嚣并不意味着个体没有信仰的存在，只是缺乏信仰的社会共识。“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的思维，让人感觉被安排。信仰不是可以计划的，信仰只能被感知，只能让人主动去认知，或者说去发现潜意识里的信仰意识。个人的信仰可能不同，更重要的是如何取得大多数人的信仰共识。

道德信仰可以代替宗教信仰吗？

西方的宗教传统，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其形成的宗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的贡献是得到承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一传统背景的民族就要被强迫灌输这种意识。中华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心理、意识等，不应该用西方的思维去要求这个民族，唯一正确地做法应是，引导民众对宗教的积极认识，扬弃传统认识，把握宗教对个体和社会有益的作用。

中国人从不愿轻易把自己交给一个外在的上帝，从而失去自我，所以我们看到儒、释、道在很多时候其实沦为被世俗利用的工具，临时抱佛脚的现象很多，如求财求官等等。尽管中国的宗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其中形成的社会伦理精神是有迹可循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知道，儒、释、道所传递的社会伦理道德尽管有细微区别，但总体上都是适合中国社会实情的。尽管，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一个占大比例信仰，信仰分散，对于社会的凝聚力不利，而中国的现实是寻求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在没有宗教的几千年社会，靠伦理道德维系社会演进，时好时坏。不容否认，一直以来，很多层面，中国社会都是由伦理道德代替宗教的社会功能，在支撑着社会的发展。可以设想，就当下的现实来说，由道德而致道德信仰或许是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

道德虽然缺乏宗教的仪式、功能等，也可以代替宗教的社会功用。当下中国社会，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显得有些弱化，同时缺乏强大的如西方深厚的传统宗教基础，社会的凝聚力显得薄弱，社会分层化、社会部落化等现象明显，这样的情况下，靠什么凝聚社会？我以为，只有靠社会伦理道德的再造，为社会提供更为强大的粘合剂。伦理道德可以起到替代宗教缺位的社会伦理作用。而不是如有些学者一味倡导引进西方宗教内容，把自身社会精神状态批得一无是处，而对西方的信仰认知只会邯郸学步。

对于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社会的伦理道德结构显得更为重要。社会伦理道德是一种群体与个体遵守的社会秩序底线，突破这一底线就属于法律的管辖领域。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社会的进步具有能动作用。我以为这是可行的，这是一种积极的状态。其实，这方面中国社会也是有传统的，只是近代以来被摧毁的比较厉害。

比如，传统中国几千年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是凝聚传统社会的强大粘合力，以往的乡村社会依靠士绅的道德权威，有序地治理，经历了多少个朝代。

现在的乡村，经过多次运动，若干不合理的解构，宗庙祠堂消失殆尽，地方士绅权威逐渐消失，这一乡村阶层的力量逐渐分崩离析，代之而来的是这方面的社会伦理道德作用在弱化。现在农村的凋敝，除却是因为现代性带来的后果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道德意识建构力量薄弱，没有一个阶层能够承担起凝聚乡村社会的重任。许多从事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思考，当下应该靠什么重新聚合散乱的乡村社会？我以为，加强乡村社会伦理方面的建设尤为重要，这几年我们放松这方面意识，已经看到，西方宗教信仰已在逐渐蚕食乡村的公共治理空间，比如，很多农村出现基督教等的传播，这是个认识更加混乱的信号。

信念共识比信仰共识更重要

面对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杂存的信仰格局，如何进一步整合，在价值层面寻找到最大公约数，如何有效地助力社会的有序发展，是摆在当下的一个重大社会价值问题。因此，探讨重塑信念在中国当下社会的可能性尤为重要。

按西方宗教信仰的标准，自然得出判断：当代中国处于信仰困局的时代。但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必须的，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统一信念共识，对于现实生存来说更为实用。作为生存的精神依靠，信念似乎比信仰更易于寻找到共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现代化，多元、混杂的价值观并存是一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一个统一的信仰更是不现实的，宗教信仰难以在一个信仰多元复杂的国度里单独生存。我以为，更为确切的提法应该是，寻求多元社会的基本信念共识和底线，这才是当前社会最为迫切的，也是最为困扰的。

信念不同于信仰，信念是坚信的东西或事情，信仰则是人们灵魂的依靠。而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而言，用信念困局一词描述可能更为准确。社会的改革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更多依靠大多数人的信念共识，为什么，因为信念可以在低一层面让更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寻找到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共同的信念，依靠它，可以凝聚社会不同群体，消弭不同意见，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比如，当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诉求的不一致是客观事实，如何平衡好所有阶层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让民众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唯有达成社会的信念共识是根本。

就现实生存而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活经验未尝不可以上升为一种生存智慧，进而上升到信念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信念比信仰更重要。因为凭着这种生存的信念，中国人的生存意识更加坚韧，在精神上更能自洽，活得也更为坚强，尽管未必获得(有学者认为)人必须有的尊严。

许多学者固执认为，没有宗教，会导致缺乏基本的社会宗教伦理共识，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良知规范。基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我认为，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生存层面，而是应该聚合在更高层面的信念共识，把信念共识更多落脚在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秩序上，统一更多现代社会的基本信念共识，这个信念共识就是维系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价值基础、伦理规范等。比如，五大理念的提出，如能逐步修复正在分裂的社会团结，这就需要具体有针对性地做好理念的阐释，努力达成全社会的共识。

这一属于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许信念共识就有可能上升为信仰共识。

社会进步的凝聚力才有可能进一步的显现。就当下而言，信念比信仰更为重要。至于在（宗教）信仰层面，不必过于强求统一，这更多属于个体的自由选择。正如德沃金所说，“人们都有一种根本性的宗教冲动，它在各种信仰和情感中得以展现。这种冲动产生了两种信仰：一种信仰针对一种智能的超自然力量，即上帝；另一种是一套深刻的伦理和道德信仰”

（作者：《社会科学报》总编、社长 段钢；编辑：贺璟岚 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