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凡与福安同志谋面者，第一印象恐怕认为此是书生，面目清灌，身材中等，略显文弱。遇人说话，总是先稍露齿笑笑，声调也较平缓。

 只有接触时间长了，方才会发现，福安举止谦恭，内心却很坚韧，甚至有些激烈。在当年汉口路《解放日报》，福安工作了30年，我与其在同一单位，前后有24个年头。之后，他调任《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但我和福安还是在一个系统，接触仍然十分密切，有段时间，保持每天不少于一个电话，互通情况。对之之了解，不能不说较为深切。

 从《解放日报》开始，福安主要在夜班编辑部工作，任编辑、要闻版责任编辑、夜编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辑助理、报社副总编辑，走的不是终南捷径，一步一步较为实在，但夜班编辑部是报纸的总装配部门，特别是负责要闻版的编辑，政治责任大，手中所握的那支红笔，虽不能说拥有杀伐之权，其权重实在不可小觑。八九十年代报纸版面有限，稿件很多，我作为采访部门的人，对这点有很深的感受。可能也不全是这个原因，那时报社的人，多数称其为“大金”。这是个很得体的称谓，既带着几分敬重，又带着几分亲近。我有点自以为是，几十年如一日，只管称之为福安兄。此种缘由，并非只是福安比我年长，而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青灯黄卷、岁月磨砺、众星拱月、前后簇拥以至无奈纠结，不一而足的形态下，福安所表现出的只是朴实、沉静、苦干、公道、同情。这位“书生”，不弄权、不徇私，于外从无作秀之态，于内常有自问之心。特别是对看准了的问题，关乎大局、关乎大众的事情，福安总是从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大刀阔斧，勇于担当，敢作敢为。重要时刻，不惜拍案而起，力辨是非。我敬之、佩之。

有时，因为一件事情的触发，不经意间会思考，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到底从何说起为好。这让我很是想起福安兄，与其文弱身影叠加在一起的那种正义感和责任感。我想，这应当是新闻工作者价值取向的首要之义。

二

我是1979年10月进的《解放日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全国上下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舆论战役没赶上，只是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加以感受。进报社之后，平素跟一些可以深谈的同志，议论那些激荡人心的文与事，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就有关系福安的一段作为。

那天晚上，新华社发《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通稿，按常规，《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在一版头条通栏半版或加转版刊用即可。报社领导对此当然十分重视，而当时作为要闻版责任编辑的金福安，却提出了在那个年代看起来有点“冒”的意见。福安认为，全会公报是时代转折的里程碑，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此重要大块文章的刊发，务必突破常规，采用非常措施，引起读者关注。其所谓的非常举措，是总览《公报》之后，取其精髓形成要点，用报纸版面编辑的行话，称之为文稿提要，头版大半版发公报，下边加框刊用提要。提要作用大致有三：一是让读者对文章重要之处一目了然；二是表达报社编辑部对文稿要点的特别重视；三为打破版面编辑上的单一性，尤其是对一大块的长文章而言，“提要”的编排，好似平增峰峦，视觉上很显活跃，理解上有临峰眺景，易得要领之感。这般编辑手段，现在几成常态，对编辑而言不是个难题，而在1978年底，版面上出提要，且不说少之又少，单是就文稿内容而言，这是中央全会的公报，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才能确保这个提要的正确与精准呢？由谁来操持，如何下手？这真是个大胆而又富含风险的活儿。余生也晚，对当时整个过程不甚了了。但有几点，我很清楚。福安提出了这个建议，自己又主动请缨，提笔上阵，当然，整个事儿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报纸出版之后，这一版面安排，报社内外上下，大为叫好;据说，全国报纸仅《解放日报》在头版如此形式刊发党中央全会的公报，“解放”此时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新闻界早期实施高级职称评定时，福安的这一编辑思想和业绩，几成经典案例，受到高评委的高度赞赏。

说实话，我对此事意义或重要性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就是为中央文件做个提要吗。但随着时日推移，工作岗位变化，特别是当自己在报社负一定工作责任之后，愈发感到，在那个拨乱反正年代的早期，余悸尚存时，拥有这样的编辑思想、版面举动，没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敏锐性和综合素养，真的出不了这个活，肩膀不硬压根儿挑不起。特定的时代赋予典型事件特定的价值。福安兄，硬朗。

 有件与我切身有关的事，使我对福安的认识更深了一层。1979年底1980年初，中国改革在农村起步，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率先改革的突破口，这一改革的本质是广大农村基层群众对人民公社体制下实施大锅饭的反感和反抗，若以经济学理论来表达，这是活跃的生产力对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一种要求。中央十分支持萌生于农村底层的改革愿望和实践。连续三年，党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对支持、发展、完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站在21世纪的今天，翻过一个历史的山头，回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中期那场深刻体现了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最为鲜明的历史表现是农业逐年大丰收，农民收人大幅增长，城乡市场一片繁荣活跃。但在当时特别是初期，对这场改革议论相当不一，有的地方，态度甚至截然相反。那个时候，上海有10个郊县，农村人口有近450万，农村土地空间占全市的十分之九。上海的一位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有关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海的态度是“三不”:不支持、不造成、不反对。这是看似模糊，实则有明显倾向的政策意见。我当时是《解放日报》农村部的一名年轻记者，凭着5年插队落户的深切感受，以及一段时间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与农村干部、农民打交道的认识，隐隐地感到，联产承包既是人心所向，今后也必定是大势所趋。很难理解我们的一些领导和一些领导部门及至理论部门，为什么态度如此冷漠，好像不支持就是坚守马列。但作为一名市委机关报的记者，我当然不可能直接写文章在报纸版面上顶着干。新闻以事实说话，我带着一名来报社实习的大学生，去宝山县长兴岛人民公社调研，在岛上的凤凰镇住了两个晚上，写了篇《夜访联产户》，从夜晚到多种类型农民家做客调研这一独特角度，具体反映了这座孤悬于长江之中的岛屿乡村，是如何既猛烈又静悄悄地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的。为减少张扬，与时任《解放日报》农村部的负责人贾安坤商量，此稿只发《解放日报·市郊版》，即“小解放”，这份报纸农村读者十分广泛，城市读者较少。文章刊出后，我自己又即赶赴崇明县，连续一周，跑了5个人民公社，到农田看作物长势，去社场问收成情况，还翻阅了许多相关帐册，了解不同单位地区不同的作物项目，在不同时期的收成经营状况，作对比分析。结论十分明了，凡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的收成，均比以往或者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高出几成。这种全新的经营管理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有很多需要完善、调整的地方，但无可置疑这在那个年代是重大的历史进步、是农村经营管理上的一大革命。一名年轻记者追求进步、追求真相的热情和执着是可以理解的，我综合调研采访的事实，写了篇自认为有点份量的消息。

不知是好是坏，本人有个习惯，不管撰写何种体裁的稿件，总得先将主题敲定，明白标出，方能下笔。否则似乎没有灵魂，摸不着方向，下不了笔。写“本报讯”也如此。因此，我自己对题目，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的题目看得很重。我写的这篇消息的肩题为:“哪个好，哪个差，田里庄稼讲了话”。主题为:“崇明县联产户似滚雪球迅猛发展”。说实话，这标题是直冲着那“三不”政策干仗的。老贾了解稿件采写的前因后果，看了稿子，激奋地在桌上猛击一下吼了声:再加上个编者按，明日“小解放”头版头条通栏用。清样出来之后，我和老贾又商定，向“大解放”发稿，《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市郊版》同天刊用。夜班版面责任编辑和夜班负责人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作为幕后人物，他的思想、理念、情感乃至新闻表达的审美取向，都将直接对稿件和版面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里花较大篇幅谈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上海的形势，本意并不是要介绍与之相关的我的一些报道，而是追忆福安兄围绕这个稿件发生的一件事，一个令我十分感动，而又极其发人深省的举动。数十年岁月可以掩盖乃至湮没一些事情，但有些事情虽然年代久远，却愈觉其光彩闪烁。

果然，第二天“大、小解放”在头版同时刊登“哪个好，哪个差，田里庄稼讲了话”稿件之后，反响很好，傍晚的编前会上，被评为“大红旗”稿。在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舆论地位和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也由此还延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此为后话。那天晚上，一位在报社夜班当实习编辑的朋友到我办公室来，传递了一个内幕消息似的，告诉我那篇稿子昨晚在夜班编辑部的处理经过，是时任夜班编辑李尚智讲的切实情况。尚智与福安在一个办公室，拙作要作为重要稿件发《解放日报》的头版，在报社领导同意之后，具体操刀，当由要闻版责任编辑金福安负责。尚智心细，发现当晚大金看了这篇稿子的小样之后，神色很是凝重，右手提起了小楷朱笔，反复读稿，几次意欲下笔又几次放笔。那时，解放报的记者编辑都知道夜班编辑手中的朱笔厉害，责任编辑权重甚大，转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稿件也可以根据本报特性和当日版面形势作删节，另作标题。福安此时何为?据说，这状态从未有过，足足延续了1个小时出头。最后竟然掷笔站起，福安说了句，宋超的稿件不要改，一字不改刊用。

传递消息的朋友很为我高兴。意思是阁下写的稿件，题材重要不说，从标题到内容都严谨精准，具体生动，似大金这般人物都无法下手。初听这故事时，我也有几丝这种感觉，但稍往深处一想，其实大不尽然。君不见，有些相当优秀的稿件上版面时，常遭不测，应当做强做大的被做弱做小了，理应靠前靠上的被放后放下了。再说，福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毕业生，要动谁的稿件我认为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稿件一经责任编辑的手出去，其就负重大责任。夜班必须修改稿件，既是保证质量，也是责任所系。福安对此稿之所以如此，表现出的不仅是一位资深编辑对深入一线采访记者劳动的尊重，对反映一线群众实践的新闻的赞赏，核心的问题是在于思想深处福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对反映基层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勇于突破的高度敬畏，对标题和内容近似于呐喊，冲破“三不”政策，近乎犯上的新闻稿，不作怕事状的高度负责。尽管以后的事态发展令人欣慰，数日之后，那时只有4个版面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全文转载了此一新闻稿，党中央机关报的刊用是种鲜明的态度，彻底化解了这篇新闻原本很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数十年来，我一想到福安兄，就会想起那个故事，想起夜班编辑部台灯映照下，福安一个多小时的再三思忖，奋然掷笔的站起，毅然决然的话语。我认为这已超出了责任编辑一般职业要求的层面。福安兄出身并非富家，亦非达官。平日形状议论也不是开口江山社稷、军国大事、历史方位。这位来自宝山县乡村的农家子弟，以其自身的勤勉才学、政治勇气和智慧，在特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默默而又扎实地担起新闻的责任。

这几年在《解放日报》，我是记者也罢，部主任也罢，总觉得有福安兄在夜班编辑部，就能把得住，挑得起。1993年仲春，我参加市委代表团到山东省学习考察。团长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王力平同志。成员大都为郊区的区县委书记，承蒙看重，我带几个人负责代表团的材料综合工作。青岛、烟台、淄博、诸城、聊城，历时15天一圈下来至济南，与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启正同志率领的浦东党政代表团相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姜春云，省长李春亭向上海同志热情介绍山东发展情况，也商洽了两地合作事项，我觉得这里有很重要的新闻。山东省既勇于解放思想，富有战略远见，又坚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很值得上海学习借鉴。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介绍的几个典型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而两地新一轮的合作，更有着十分巨大的空间。省委招待晚宴刚起了个头，我立即回房间赶稿，稿毕，请省委副秘书长许文祥同志审阅，事后我了解到稿子其实是由春云书记审定的，一处修改意见也是他提出的。一阵匆忙，晚10时半我往上海打电话，也巧，接电话的就是福安兄，他知道我的行迹，待我把原委及自己的思考讲好，福安第一句话就是:不管了，你赶紧去找些吃的东西。稿件传回来后，由我报告和处理。……第二天近午，我再电上海，问当天《解放日报》的版面情况，得知“沪鲁携手开展新一轮合作”的稿件上了头版头条，标题为六栏。那会儿，代表团车已驶近泰山，眺望大气沉稳已是满目葱笼的泰山，我不是欣喜，心想福安你把事情搞大了。因为这个代表团的访问是有来由的。1993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利用大会休会的短暂时间，时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一起访问山东，之后才决定组建市委代表团赴山东学习考察。组织版面时，有种意见提示过福安，邦国书记、黄菊市长访问山东的新闻只上了头版，没作头条，现在对这个稿件作这般重要处理，可否稳妥!福安笑笑，新闻版面安排当然要讲究领导职务高低，但对新闻价值一定要有正确把握，否则要我们这些人干嘛!从山东回来后，原市委常委、秘书长也是当时代表团副团长范德官同志告诉我，黄菊市长很重视这个报道，专门向他问了前后情况。并说，邦国书记、黄菊市长在不同场合都充分肯定了《解放日报》的报道。虽然回来不到10天，市委决定在市委党校大礼堂召开有关党政干部大会，传达赴山东考察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

前后当算忧喜交集。也以此使然，我敬重福安兄，这不仅是您的胆气，更是您的底气。为建构版面的灵魂，有胆有识，知其不可为，又敢于知其为!

三

新闻工作者的底气与胆略，似乎难以量化表达，但之间的关联，却又实实在在地让人印象深刻。

做夜班编辑，一般在晚上7时左右上班。在我的印象中，福安在下午2时多就到编辑部，在他负责夜班编辑部之后是如此，之前担任责任编辑也是如此，他来报社后，在办公室读书、学文件、整理笔记。更有一癖好，常去不同的采访部门串门聊天，党政部、工交部、文艺部，许多部门包括群众工作部他都去跑，别人议论风生，他做饶有兴致的听客。话题不竭，主流则以各部门近日发去夜编部的稿件为脉络。这样，说的人尽心竭力，很有营销状，听的人格外认真，好比市场淘货，生怕走眼。编采关系在这种场合是很融洽的。即使被尊呼为“大金”，也绝没有少数“夜编”人物身上那股张扬之气。福安的谦卑、有度、有礼数，我无论参与其中，还是偶尔旁听一阵，都能有所体会。我知道这是一种性格养成，但我更认为这是福安对实践的敬重，对群众的敬重，对萌动于其中的创造力的敬重。夜班的工作规律为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夜班生活，尽管每晚都要接触各方稿件，但毕竟隔了一层，没有日班记者的条件，与实践和社会有较为全息的了解。长此以往，会造成两种态度：一是我自泰然处之，以稿论稿;一是尽最大可能争取与实践、社会接触和了解的机会。福安表现为后者。

或许原本是农家子弟，或许那年月农村改革风起云涌，各路弄潮儿风云际会，改革信息的思想、政策含量大，福安到我们农村部来聊聊的频率最高。那时我与龚心瀚、贾安坤等同在农村部一个光线幽暗的朝北办公室。老龚、老贾分别出身于复旦新闻系和法律系，比福安要年长五六岁，福安对他们则是学弟对学长的恭敬，他不但讨教改革中的新事物、新信息，更多要了解的是相关政策及其走向，说到重要处，这位做“夜班”的大金，居然似采访记者般拿出本子速记一番。于此，福安与我也就十分熟稔、知己，社内社外，诸事皆谈。不知是哪一次，他提出，很想在上好夜班之后，随我到郊区农村采访。初闻，我大为讶异，“夜班结束，已是凌晨4时多了，早晨再从市区出发，你玩什么命啊!”“没事，乡下空气新鲜，养人。跟农村干部、群众交谈有味。你只要当天打来回就可以。”我知道福安有胃病，发过肝炎，虽然在夜班编辑中他算条真汉子，硬气，我也从未在他口中听到过说常年上夜班苦啊，不易啊，不见天日啊。但他身板不壮、文弱，谁都能看出。心中虽有不同想法，我还是拗不过福安兄。一次又一次，我伴他去南汇、嘉定、青浦、金山等地农村基层采访。听别人讲，他还与别的记者去过另外的郊县农村、市区的企业、学校科研单位和社区采访。

我不能忘却的是那次去奉贤县胡桥乡采访。原本福安随我直奔胡桥，谁想到老贾也去奉贤，被奉贤县广播站请去为骨干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贾安坤一见福安，朗声说道，“机会难得”。他把上午的课分成上、下各半，前半场自己讲新闻写作，下半场则要求福安讲解放日报的版面思想、版面语言和版面对新闻的要求。有这两位专家上大课，这对郊区的通讯员而言真是喜从天降，大开眼界。福安是大大受累了。那会儿黄浦江上没有桥，去奉贤县，先到闵行西渡乘渡船，郊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只有沙石公路，胡桥离开奉贤县城还有几十公里，又有横插上的一场课，到目的地采访的时间成本大大蹿升。我们向报社要了辆车，初定上午7时半出发，也改为6时3刻出发，福安在夜班办公室躺了两个多小时即上车。日班夜班合成作战，去时车上一片交谈声，上午两堂课也是热烈掌声。中午过后赶到胡桥，又是参观，又是座谈会，天擦黑了，农村干部热情，非要我们用了晚餐再走。老贾豪情、善饮，主人憨厚、淳朴，福安随遇而安，虽不能饮酒，言语很是助兴。加之招待我们用的是刚从河中捕捞的鲫鱼、白虾，庄户散养鸡，那鲜腴、那香嫩真是方过舌尖，又上心间。当天，我的采访素材也很扎实，心中高兴，时间易逝，一看表，将近晚上8时。这天夜编部是福安当班，我们赶紧撤，路上也还是赶急了。福安到底太累，一上车就闭上眼一声不吱，只有老贾谈兴不减，一路滔滔。那驾驶员小宋是司机组最为敏捷的年轻人，身手了得，为了帮大金抢时间，一辆吉普车开得似激流顺水游鱼。这让睏盹糊睡中的福安，一会儿头似鸡啄米，一会儿又左摇右摆。我们同坐后排，那车没有保险带，为让福安能眯上一会，又防止出事，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左手始终抓住福安前边的椅背，以免他头撞“南墙”。是晚10时许，从东海畔的奉贤北胡桥赶回霓虹灯闪烁的外滩，车停汉口路274号。福安似乎一个激灵，说，“呵，那么快!”下车又跟我挥手关照，“有下乡好机会，别忘叫上我。”

一个负责夜班工作的编辑，宁可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拿出自己的部分健康，换取到基层了解社会实践的机会，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极为难得的精神。日积月累，其终端表现的结果为愈发真切的大局观念，日益扎实的新闻功底。把好时机把好关，把好分寸把好度。那在我们新闻界视为军规的两句话，我总觉得在福安兄身上表现出的不是被动的守势，而是主动的出击，有时乃放手一搏。

1990年下半年，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及至全国其他地区改革的氛围较为沉闷，按照《解放日报》党委的决定，我带了一个调查小组，到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蹲点调查，来来往往，历时3月有余。旗忠村原本是马桥乡最为贫穷的村落，但在村党支部，特别是支部书记高凤池的带领下，经过六七年奋斗，率先联产承包，率先创建村办企业与科研单位和国有企业联营合作，率先实施宅基地置换，建造村民乡村别墅居住区，集体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农村生活共同富裕程度提高，创造了一个改革奇迹。但由于一个案子的牵涉加之有些部门对旗忠村改革作为的不认同，旗忠村遭到重大打击，支部书记高凤池被一个区的检察院刑拘53天，调查组到村里时支部书记刚拿了一纸取保候审书出来。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深人解剖典型，为推进和保护改革提供舆论支持。3个月调研之后，我执笔写了篇深度调查报告《骏马奔腾—上海县马桥乡改革纪实》。文稿以旗忠村的改革发展为核心材料，事实翔实、确凿，改革举措和业绩令人振奋，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地集中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必须依靠对现有生产方式，包括现有体制的改革来推进。审稿、定稿、一番程序之后，我把稿件签发了上去。那时，周瑞金同志是《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丁锡满同志为总编辑，实际负责夜班编辑部工作的是金福安。稿子发上去之后，我没问、没盯、更没催，听凭发落。时隔3天，我在旗忠村办公室接到下乡调查组同事从市区打来的电话，十分兴奋，近乎嚷嚷道:“见报啦，一版头条，通栏处理，头版用的内容加照片，占了大半个版，主标题《骏马奔腾》用的是放大号黑体。”一万字的长篇稿件，如此超规格强势刊用，在我进《解放日报》之后还没见过。我们调查组到马桥乡深人调查之后，事实上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卷人矛盾漩涡，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由然而然要求我们还这个改革典型的真相。我和调查组几位同事是下决心往前冲的，令人出乎意料并感动的是报社主要领导的坚定态度，特别是福安在版面处理上采用的这种异常手段，石破天惊般的勇气，为增强这一改革典型影响力，创造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能说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当年的事实是，报道刊出之后，很快就受到领导严肃批评。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找我个别谈话，传达了这一批评，但态度很明确，这批评意见不往外传，也不在编前会上讲，内部掌握，由调查组把握好分寸。那时，我心中对福安兄是很有些愧疚的，他这般重炮出击，强火力支持我们，这下又如何向他转达领导的批评意见呢。

然而，历史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少数人为因素很难改变大势。《解放日报》对这篇深度调查报告的有力传播，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杨尚昆、李鹏同志分别来旗忠村视察。之后，江泽民同志到旗忠村视察，详细了解旗忠村的发展情况，村民们的生活状况，高度肯定了旗忠村改革发展的举措。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与家人在时任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陪同下访问、视察旗忠村，欢声笑语，与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共度佳节，共贺新年。马桥乡党委书记王顺龙、旗忠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陪同在旁边。旗忠村，这个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了发展奇迹，也遭受过重大打击的改革典型真正地站了起来。全国各地来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把《解放日报》这一长篇深度调查报告复印400份，发给全市正处级以上干部，自己率领代表团到旗忠村考察访问。仅1991年，旗忠村接待各方来访人员近40万。村党支部书记高凤池陆续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两届市人大代表，旗忠村成为上海市的红旗标兵单位。我和调查组成员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对成功的兴奋和问题的思考，一时难以言说。但有一个方面，始终清醒铭记。在关键时刻，《解放日报》领导的支持，特别是分管报纸版面的领导福安兄，他对我们在大事件上的态度，又岂止是认同，从传播学理论上讲，是展开了二度创造。这又始终凝聚了他对整体局势的分析、研判、把握，凝聚了他的智慧、胆识、态度，甚至于带着风险的拼搏。斯人已逝，我已无法从正面深人记载他的思想形成、组织版面的具体过程，只好以文字介绍事情的过程状况，在历史背景的映照中，聚焦这个人物。我始终叹服，福安兄，壮哉!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上海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有关纪念文章，有多家媒体，包括《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重新刊登1992年2月2日小平同志到旗忠村与干部群众欢度春节时，亲吻农家儿童的照片。《新民晚报》还发动了一场寻找那位被小平同志抱着亲吻的农家儿童的采访活动，整个采编过程有声有色，图文并茂，令人振奋。时光莲再，已经很少有人了解那照片、那长篇深度调查报告产生的前后背景。《新民晚报》的同志更加不知道他们的老总编辑在其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当天阅罢报纸，我无语，只是从几个报夹上取了几份不同的报纸，折叠好，放在抽屉里，聊作追忆。

知否，知否，往事如此凝重。

四

对《解放日报》而言，夜班编辑责任重大，分管夜班版面的老总责任更加重大。以我体会，这所谓责任，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谓政治责任，免出差错;二谓传播影响力责任，高低强弱，大小多少，都体现在版面的组织上，以特定的版面语言，表达版面思想。这责任可以说与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相连，但深层次的关系，确是当事者的心中所求，心中所欲。

福安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98年下半年调任《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在担任报社领导之前，福安作为夜班编辑的负责人，版面安排特别是要闻版的安排，他是负了实际的责任的。在报社里这职位并不算很高，但职权是很大的。那会儿，尊称“大金”的人特多，围着他的人不少，常向他汇报的人也时有。而据我的听闻、研读报纸版面的表现，我总觉得福安没有以自己的好恶或一时意气来对付稿件，对付版面，更没有因某种利益表示而询私。

1990年上半年，报社党委展开党内民主生活会，除了各党支部都自己开会以外，还多次把部主任、党支部书记集中起来，并分成若干组，进行学习讨论。我与福安分在一个组内，听到福安作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发言，意思是，我们讲大局意识、政治意识，不能凭空说说，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新闻业务来讲，他举了夜班编辑部常见的事例展开。当年，《解放日报》有个传统，凡副总编辑以上的领导，有段时间包括编委，遇到星期天和节假日，排着队轮流上夜班，以保证分管夜班副总编辑的休息。个别轮到代班的领导，当然对自己分管部门的稿件比较重视，尽最大可能把积压的稿件推到版面上，版面处理也有明显的倾向性，真正在报社工作的行家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有的领导在这种状态下，稿件和版面处理难免有失当过度的地方。对此，编辑部时有议论，少数同志还有愤懑，但在公开场合，从未有人提出过批评。福安兄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很直，很有点锋芒:自己当班，就尽量用自己签发的稿件，版面上又作放大安排，这是不从报社整体工作出发，是没有大局观念的具体表现。看似寻常，但在政治上是失分的。组内有两位社级领导，各组每次发言都要出简报，福安那会儿很有点职务上个台阶的趋势，这样说话，我担心他有点不计代价。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以这两句话比照福安，我思忖，恐怕说得过去。福安在工作上不论亲疏，不计恩怨，在许多细微处都有很令人感动的体现。有次，我与文艺部记者李光一交谈，光一原本是上海玉石工艺厂的青年工人，因长于电视、电影艺术评论，先被借用，继而调至《解放日报》工作。光一敏捷，有才思，为人为文没酸气，有鲜明的工人作者的坦率，时有别具一格的文艺评论见诸报端。他告诉我，进了报社几年，与夜编部主任“大金”不熟，也没讲过话。但有一天突然收到“大金”写的一封信，充分肯定光一近期来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分析其优长、特色，热情鼓励光一拓展知识面，增强文艺批评勇气，写出更多佳作。这封署名金福安的信，写于夜班结束之后凌晨五时。无疑，这对一名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激励、鼓舞是长久而深刻的。光一对文坛上的各色人马，见了多了。说起“大金”，他却很激动，“真领导!”此已为二十多年的事了。

同样，《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负责证券版面工作的青年编辑张天胜，也曾被福安的鼓励而大大地激发过。1994年，证券市场从上到下缺少规则，看此乱象，从复旦大学经济专业毕业不过七八年的天胜，颇有初生牛犊之风，愤然写了篇批评相关证监工作的评论。报社是同意发此言论的，但有关部门也有些不同的声音，闹得动静比较大，直到后来北京相关方面有了精神，事情才渐趋平息。福安兄对此很看重，一天下午很早到了报社，专门去工交财贸部找张天胜，对这位青年编辑作了很大的鼓励。估计把话说得“高”了，以至几年后评副高职称时，天胜因资格未到而没有进人报社的评定范围，来我办公室大发情绪，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大金在3年之前就认为我在业务能力水平上是够格的，这次报社对我职称的评定有点教条僵化。我听后，心中笑了，你福安兄真是会抬爱人，年轻人的劲被鼓起来，心也大了，但职称评定实际操作确实是有难度的啊。可也由此看出，福安思想上好像没有那种亲亲疏疏的概念，你干得好，我就叫好、鼓掌，有时甚至比你自己感觉到的，他说得还要上劲。时过16年，现在天胜都已升任至《解放日报》夜班编辑部主任了。

恩怨问题，福安看得也不重。科教部有位较为资深的记者，跑科技条线，工作也很认真，偌大的上海科技界，《解放日报》的科技新闻就此一人负责。于是乎，一段时间内感觉上来了，好像也渐渐滋生角儿脾性。有次为了篇稿件大光其火，原因是稿件被改动地方太多，有的地方他说被改错了。拿了报纸，到夜班编辑部吵上门去，气势汹汹，一路嚷嚷，声音很响。碰巧，这篇稿件的主改是福安，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有没有与福安接上火，现场开打。

第二天傍晚，报社编前会上，福安主动介绍了这件事的来由，情况是那天版面比较紧，不止一篇稿要删节，而原稿写得也松了点，有可删改的地方。那次会上，福安言语神色中好像没有那种被对方搞得下不了台的恼怒，或者说权威人士被出了洋相之后的狼狈。福安态度很明朗，落落大方。说这种争论，也可视作一种业务民主，改稿得当不得当，有没有错，可以请大家评论。科技报道一定要讲究严谨，如有被我改错，我愿意当面致歉。那时报社还没有用上电脑，福安把那晚改动的原稿，从校对组找出来，拿在手中。我要过来，认真看了整篇用红笔改动的地方，觉得这改动还真是说得过去。心想这位资深记者也太浮躁了点。再说，那时的福安已贵为《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分管夜班编辑部，是新闻稿上版面的总把关人，现在这样撕破了脸皮，怎么一点都不顾及往后。有人说，什么都可得罪，那时也不要得罪大金，不要讲给你小鞋，紧紧你的鞋带，也够受的。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风过去，浪也静了。我看以后要闻版面上，时常刊用这位记者的稿件，有些版面位置，发得相当不错。三个月如此，一年如此，三年后还是如此。这事，没有后遗症。

福安兄心胸开阔，心地坦荡。这种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的做派，在新闻单位，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用传统语言讲，容易文人相轻的地方，能团结人，鼓舞人。但我细细想来，其重要意义，或者说核心价值还远不止在这个地方。作为要闻版的责任编辑，夜班编辑部的负责人，报社的分管老总，版面的最后把关人，乃至报社的总编辑，或推而广之，一名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上，摒弃个人好恶，排斥个人利益欲求，那就挑得起担子，挺得直脊梁骨。万里无云，还是风雨交加，自我坚定。福安兄，这是你从根本上给大家的鼓舞和激励。

数十年来，福安有句话，我一直萦于脑海。初始是在编前会上讲的，不针对别的部门，别的人和事，是专讲自己和夜班编辑部的工作，当然也就包括了夜班的人和事，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要少犯错误，乃至不犯错误，最重要的是，断不可“自以为是”，一定要“自以为非”。头两次，听了也就听了，无非是告诫或者批评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但后来，多次讲了:“这又是自以为是，不是自以为非。”后来，越讲语调越重，态度也不一般，除了编前会，在中层干部会议，在其他会议上也讲，有两次还有些激愤，讲到关节处，将笔记本“啪”地砸在会议桌上，“这样自以为是，不是自以为非，终究会出错误!”到了这地步，我动了心思，逐步了解到福安说这话是有很具体的指向，有很严肃的含义。他确实对编辑部里有的人，到后来也对负有相当责任的领导，十分的不待见，反对那种“自以为是”的做派样儿、行为方式、思想表现，这是他一贯的准则。也正因此，他当责任编辑时讲，当部主任时讲，当报社副总编辑时也讲。作为听者，我的态度也从而然、懵然、凛然，再到深以为然。“自以为非”，这是多么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和辩证思考价值的思想要求。凡事在思考过程中，倘能始终保持一个切面，作“自以为非”的考量，那就可能放下身段，喜欢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作平等交流;那就可能真正把学习内化成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急迫地向实践学习，向理论学习;那就可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问题、把握大局，从而迸发出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勇气。温斯顿·丘吉尔好像讲过:勇气是能站起来侃侃而谈，勇气也是能坐下来静静倾听。是的，这正是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智慧和勇气所在。福安所屡屡强调的，首先当是自己对此的认同和要求。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新闻工作者，也同样对身处领导岗位的人而言，当不无教益。“自以为是”、“自以为非”一字之差，跨越过去，很难，却又极其重要。

离开《解放日报》，到《新民晚报》担任主要领导，福安兄在不同的地方，创造了又一番业绩，同样又历经了不少的艰难困苦。我时常与他商讨一些问题，也一起出国访问，一起倾心长谈。但觉得，他贯彻始终的是一贯的思想，一贯的要求。因此，每每说起福安，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聚焦于当年汉口路274号五楼夜班编辑部，稍显拥挤逼仄的房间，不眠的台灯下，福安专注于改稿，认真组织版面的文弱身影。在汉口路274号三楼，《解放日报》宽敞明亮的一号会议室，编前会上，福安娓娓介绍版面情况。有时说及“自以为是”、“自以为非”的坦率激昂。于我，那场景很鲜明，记忆很深刻，福安兄的声调很有力。

带着劳累，带着病痛，福安英年早逝，仅67岁。当然，他留下了很多业绩、很多荣誉，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韬奋奖获得者等等，令一代新闻工作者为之自豪。而他那创造这些业绩和荣誉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珍惜。

“心有大局，人有铁肩”。福安兄，斯言实哉！诚哉！

（作者：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市新闻学会名誉会长 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