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空间总是充斥着各种地域话题，好事者总喜欢拿国内城市来比较，其中有客观的声音，但更多的是充满了地域的偏见，偏偏此类话题总能保持较高的热度和引来看客们的围观。

网络上谈到上海时，被拿来说事比较多的是上海的创新环境。常见的几种论调包括：上海人相对保守，热衷于去跨国公司当白领，不乐意创新创业——这一倾向被上海“丈母娘”强化和放大了；上海的政府最青睐的是国际国内的大项目和大企业，看不上创新型中小企业；上海的文化是小布尔乔亚式的小资文化，缺乏狼性，与“996”和“007”的节奏格格不入。在一些人眼中，所谓上海错失“互联网的黄金十年”、缺乏互联网头部企业，似乎成了上海创新环境不佳的铁证。

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经常被网民们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以求得关注度和点击率，这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也应该有这样的“雅量”。但对上述论调，笔者完全不能苟同。说上海创新环境有问题，实在是有失偏颇。

2004年，美国硅谷退休的尹志尧回国来到上海，打算创办企业。尹志尧没有带来巨额资本，他有的是多年的技术积累，有的是一个团队，一个在硅谷半导体产业深耕多年而又志同道合的团队。他要做的事需要大量投资。他向风投机构讲故事，结果应者寥寥。于是他尝试着向上海政府讲故事，结果一拍即合。他讲的故事是刻蚀机的故事，是半导体装备的故事，这在当时是国内空白，非常冷门和生僻。那个时候的风投正热衷于互联网模式创新，但上海政府不同，他们对这类创新展现出无比浓厚的热情，尹讲的故事他们听进去了。一年内，尹志尧创办的公司迅速成立，项目立项，工厂开建，5000万元扶持资金到位，紧接着是政府担保下的5000万美元贷款。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中微半导体。

中微半导体的故事不是个案，还有中芯国际，有微创医疗，有展讯通信，有联影医疗，有一大串长长的名单。他们的故事有着共同的特征：讲故事的人是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硬核科技创新，他们都在上海茁壮成长——上海对他们是一见钟情的，扶持也是不遗余力的。

笔者倾向于把需要重大科技突破支撑的创新称之为硬核科技创新，把不具备这一特征的创新统统归结为模式创新——请原谅这样简单粗暴的分类方法，但笔者依然固执坚持。事实上，无论是硬核科技创新还是模式创新，上海都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在模式创新方面，我国互联网领域许多开创性企业都是在上海诞生的。易趣网、盛大游戏、1号店、土豆网、大众点评都是他们各自领域的先驱和一时翘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或被收购、或被超越，让出了头部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要为此扼腕叹息，也是完全正常的。

对于模式创新，上海决不是兴趣阙如，更不是不以为然。但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气质和追求。显然，与模式创新相比，上海认为在创新上自己有更加重要也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上海对硬核科技创新有着强烈的偏好和执着，多年来一以贯之、从未改变。

2018年，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让中兴通讯休克了。中兴通讯被迫支付14亿美元巨额罚款，改组董事会，接受美国政府进驻检查。而且，据说美方检查人员的薪水得由中兴通讯支付。要知道，从规模看，当时的中兴通讯可是国际通信设备行业的头部企业之一，公司股票是中国资本市场为数不多的科技白马股。就这样一家看上去很强的企业，却挡不住美国人的轻轻一击。

这样的事实不由让笔者想起历史——虽然这样的联想不一定正确。鸦片战争之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占当时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当时清朝政府通过丝绸、茶叶和瓷器贸易，每年赚进大量的贸易盈余，西方在美洲开采的银矿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甚至导致国内银兑铜的比价大幅度贬值。然而结果大家都知道，以丝绸、茶叶和瓷器贸易构筑的表面繁荣一推就倒、一戳就破，根本抵挡不住坚船利炮的攻击。

原来，繁荣也有分类，某种类型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是纸糊的繁荣。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这种繁荣就是肥皂泡，就是待薅的羊毛。我们需要的是，坚硬的繁荣、强大的繁荣。

俾斯麦说，只有铁和血，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历史也证明，只有引领科技革命，才能实现大国崛起、铸就强国梦想。毫无疑问，模式创新，包括业态创新，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扩大竞争，对于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决不能过分夸大模式创新的意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真正推动生产力飞跃、增强综合实力的根本性因素，还是工业革命、科技变革，还是强大的技术能力。当下之中国，如果人们都沉迷在手机支付、网购、共享单车等所谓“新发明”中，沉迷在B2B、C2C、O2O等模式的争论中，沉迷在直播带货、短视频共享、社交网络等“新花样”中，那我们就是危险的。因为，说到底，这类模式创新所创造的繁荣，同样经不起美西方的一纸禁令，更经不起一枚导弹的打击。

中兴通讯的事件，不仅是一个事件，而是一次事变。

因为这次事变，许多人从长久的迷梦中醒来，突然发现，神圣的自由贸易、互信的商业合作、稳定的全球供应链、公平的市场竞争等等，一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鼓吹的原则，似乎都有可能坍塌，一切冠冕堂皇的说辞和漂亮话都掩盖不了遏制、打压、摧毁的企图。歌舞升平的经济全球化之下，依然存在着残酷的丛林法则。

因为这次事变，许多人重新认识了技术的重要性。人们才真正冷静下来，审视我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国际市场的突发状况、风险资本的投资风向、金额巨大的并购交易，逐渐转到艰深的技术、拗口的术语、烧脑的原理上来。媒体上，许多分析技术现状、展望技术前景、研究技术路径的严肃文章多了起来，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纸贵。

中兴事件之后，我们遭遇到史无前例的中美贸易战，领教了长臂管辖、实体清单和经济霸凌。严重的事实教育了人们。人们回忆起19世纪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一切落后国家所付出的血和泪，从而明白要引领经济全球化就必须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人们谈论起某想公司如何从技工贸转向贸工技，从而丢掉了对某些创业教父的迷信和盲从，开始被华为海思打造备胎的故事所感动和激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单纯靠全球采购、靠业务外包、靠精准营销，一个企业或许可以赚钱，一个创业者或许可以致富，但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决不能这样做。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1世纪头20年模式创新大行其道、如日中天的时间里，上海一直保持着对硬核科技的偏好和执着，无疑是可爱、可贵、可敬的。

在21世纪头20年里，上海基本建成了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搭建起国际科创中心基本框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还有一些不被许多人知道的事实，比如，上海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上海做出了光刻机。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生产的光刻机，是芯片生产最重要的设备，也被誉为人类迄今为止生产的最精密的仪器，一台价值数亿美元，常常是一机难求，台积电、三星、海力士等都仰其鼻息。国内唯一能够生产光刻机的企业就是上海微电子，除此一家，别无分店，现在90纳米完全成熟，更高技术水平的工艺攻克在即，足以满足像汽车芯片这种对体积要求不高的芯片生产要求。

上海攻克了刻蚀机。刻蚀机是集成电路生产线中另一个重要的核心设备，国际上主要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主导甚至垄断。国内主要有中微半导体和北方华创，中微在尹志尧带领下，历经15年攻关，目前已经突破5纳米刻蚀机，成功进入台积电生产线。北方华创由几家企业整合而来，产品线比较多，但在核心设备的技术水平上还落后中微一个身位。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中微打破了应材的垄断，2015年美国商务部取消了长达20年的刻蚀设备技术出口管制禁令。

上海已经并正在攻克芯片生产的重要材料。芯片制造所需的硅片，现在最主流的是12英寸。过去，我国大硅片超过90%依靠进口，由日本信越等企业垄断。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发起，在科技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和上海市的共同支持下，成立上海新昇，研发成套技术，在上海临港开工建设的12英寸大硅片生产线投产在即。抛光液，张江的安集微电子技术领先全国，已经打破了国际垄断。光刻胶，曾经是前段时间日本试图用来制裁韩国三星的重要领域，上海目前正在加紧布局，上海新阳在存储用光刻胶上取得重大突破，有望进入量产阶段。

上海在芯片制造领域积累了不俗实力。这一领域，国际上由台积电、三星等大厂主导，国内主要有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上海华虹和位于湖北的长江存储等企业。长江存储生产内存条等硬件产品，是上下游一体化企业，与中芯国际、华虹等代工企业不在一个赛道上。目前，中芯国际、华虹分别在14纳米和28纳米上实现了规模量产，与国际领先水平的代差缩小至一个身位，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270亿元人民币，虽然还远低于台积电，但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

上海在芯片设计领域持续深耕。这一领域，国际上，英特尔、高通等形成了垄断。国内芯片设计的重镇是上海，海思80%的研发人员在上海，上海的展锐、格科微、晶晨、华大、兆芯、芯原等一批企业脱颖而出，在5G基带芯片、图像视频芯片、物联网芯片等领域形成了规模化应用。芯片设计软件是最有可能被“卡脖子”的重点领域，设计软件一旦断供，许多芯片设计企业将被迫进入手工作坊时代。有鉴于此，上海正在组织力量进行攻关。

经过20多年的辛勤耕耘，现在上海已经成为我国集成电路领域产业链最完整、企业集聚度最高、综合技术实力最强的区域，这样讲，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有数据为证，“十三五”期间，上海吸引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40%的投资，集聚了全国40%的产业人才，承担了50%的该领域国家重大专项。

集成电路，这个对产业升级最具有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的领域，原本几乎所有的关键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及其同盟者手里。20多年来，上海一直朝着这段城墙攻打。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上海对硬核科技的执着和坚守，那么今天我国的芯片产业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状况；如果没有上海的努力，一旦遭遇美西封锁，我国的芯片产业就有可能整体坍塌，“中国芯”的梦想会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而现在，虽然美国及其同盟依然领先，但是差距已经缩小，路径已经寻到，鸿沟不再无法跨越。虽然美国及其同盟正在联合进行不依不饶的封锁，但是天花板已经顶开，铁幕已经揭开，我们不再绝望和恐惧，因为我们看见曙光已经照射进来了。

什么是硬核科技？

有论者把科技分为高科技、黑科技、幻科技、硬科技。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划分。高科技是从最终产品和服务中科技的含量和贡献比例来说的，凡是技术占比超过一定标准，就可谓高科技；黑科技是从新技术对原有技术的替代和颠覆程度来说的，如新能源汽车之于传统汽车；幻科技是从新技术所基于的基础理论的革新程度来说的，如信息时代的技术对于蒸汽机时代而言就是幻科技。而硬科技，则是从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战略博弈来说的。

一切市场经济活动本质上都是博弈的过程，科技创新也是如此。如果一切技术供给都是完全而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果供应中断的任何潜在风险和隐性壁垒都不存在，那硬核科技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技术不是中性的，跨国公司的背后是民族国家，经济因素中交织着政治因素，技术供给市场更为常见的是寡头垄断。这样的现实赋予硬核科技以现实意义。硬核科技创新之所以“硬”，是因为一旦掌握这类技术，就可以在交易博弈中占据对等的位置，遇到打压和封锁时具备反制的手段和实力，实现有力的制衡，从而提高议价能力、保证供应链稳定。

必须指出，在全球化分工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任何一项复杂的科技创新都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单独完成。这愈加凸显硬核科技的强大基础性作用。没有硬核科技作为筹码、作为威慑，不但产业链不能自主可控，甚至连某些领域实现突破的黑科技也变得极为脆弱。华为在5G上技术领先，但不得不卖掉手机荣耀品牌，就是因为芯片领域受制于人。

打造硬核绝非易事。上海选择硬核科技创新，就选择了一条荆棘遍地的坎坷之路、艰难之路。

难就难在技术攻关的艰辛。没有哪项硬核技术突破不需要进行反复的科学试验，不需要经历漫长的开发周期，不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们看到，互联网领域，几年就可以产生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新兴企业；消费品领域，几个月就可以诞生一个潮流新品。但这在硬核科技创新领域是绝无可能的事情。须知，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是持续深耕了20多年才有今天的局面。

难就难在对经济可行性的挑战。很多硬核技术，例如某种关键新材料、某种检测仪器仪表、某种关键实验设备，全球的市场容量相当有限，有的甚至全球年销售额只有区区数亿美元——用投资的眼光看这类技术开发不是一门好生意，而且已经有了一两家供应商。继续采购，就只能继续依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封锁。自主突破，很有可能只能发挥备胎作用，很有可能投入大于产出。这个时候，要不要干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很多时候上海对硬核科技的执着，并不是基于市场前景和盈利空间，而是基于经济安全需要。

难就难在巨额投入的确定性和产出回报的不确定性。中芯国际上一条新生产线，需要投资上百亿元，而即使经营状况最好的2020年，它的利润也不过17亿元。中微半导体每攻克一种刻蚀机设备，都要投入数十亿元资金，但它2020年归属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只有2000万元。有人做过详细测算，要是上海把在集成电路等硬核科技上投入的资金投向互联网，那么今天坐在腾讯位置上的或许是盛大，今天坐在京东位置上的或许是1号店，今天或许是点评收购美团而不是美团收购点评。人们观察到上海的硬核科技创新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快速增长，倒是其他一些城市在攻城略地，发展速度反而经常超过上海，城市经济规模也在迅速逼近上海。一时间，BAT似乎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唯一代名词，互联网头部企业境外上市不仅创造出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神话，而且一大批一大批地造就亿万富翁，明星企业创始人的演讲成为千万人追捧的圣经。这对于上海能否坚持硬核科技创新，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和煎熬。

难就难在私人资本对硬核科技的普遍缺席。私人资本永远逐利。硬核科技，从来不是私人资本青睐的宠儿。解决卡脖子问题，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从来不是私人资本关注的优先选项。新世纪以降，中国逐步告别了资金短缺时代，中国经济逐步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创业投资资本。然而私人资本投资的逻辑，主要就是看潜在的市场规模，看庞大的人口红利，看爆发式增长的可能。私人资本典型的投资方式，就是烧钱、补贴、对赌，力求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庞大的用户规模，迅速形成用户的粘性，迅速寻找变现的渠道。所以，人们发现，作为金融中心，上海本是资金资本最丰富的地方，但上海的创新企业却普遍感到离资本很远。这毫不奇怪，因为资本从来不讲情怀，很多时候私人资本宁可投资屠宰场、洗衣液、肉夹馍，也不愿意多看硬核科技一眼。

幸运的是，2018年后，政策风向正在改变。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当年，我国推出上交所科创板，实行适于科创企业上市的全新制度，旨在引导资本投资科技创新。决策层要求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实施重大科技攻关“揭榜挂帅”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重要国家目标。

在国家向科技现代化大进军中，上海选择了硬核科技这个最难赛道。她无惧于一切干扰、一切困难，毅然决然走在了最前列。

2018年，一部现实主义悲喜剧《我不是药神》，刺痛了国人的心，也折射出我国医药产业的痛点。同年，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试点，允许进口使用境外上市而境内尚未获批的新药。这两件事折射出，我国医药产业在治疗重大疾病方面还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我国医药产业的技术水平还处在较低水平。

大概6年前，笔者曾经与罗氏中国前首席科学官陈力做过交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曾经将国内某药企生产的胶囊放入一杯水中，12个小时过后观察，胶囊居然还没有化开，这样的药吃进去能管用吗？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国际医药领军企业已经进入铁器时代，那么我国医药产业还处于“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的石器时代。这也难怪。既然医药代表的销售术能搞定一切，那么为什么还要辛苦研发？既然一袋板蓝根能销售成百上千亿元，那么研发新药又何必呢？既然很多药品可以通过换马甲、改包装打扮成“创新药”，那么又何惧药品降价导致的利润下滑呢？既然广告投入如此有效，创新投入又何必当真呢？事实上，在国内，能够生产国际专利到期后的仿制药，就可被誉为“壮志凌云”的创新领军企业，毕竟大量药企还只是在生产简单的原料药、化学药。某些地区动辄号称生物医药产业有数千亿的规模，仔细一看，许多功效难以证实或证伪的保健品和能量饮料赫然在列。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医药产业的进步，毕竟国人有药吃了，常见病、小毛病能看了。问题是谁来真正提高医药产业的技术水平。

上海张江药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的。一开始，上海就拒绝平庸，她不准备生产板蓝根，也不准备生产维生素片，她想做的是最先进的医药研发、高水平的医药制造工艺，她立志于率先开展重大新药创制。张江药谷第一个引进的是罗氏制药，再往后就是日本麒麟制药、美国通用制药、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英国葛兰素史克、瑞士诺华。全球医药巨头的集聚，促进了本土真正的医药创新企业加快成长。

因为上海的执着，中国人继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之后，又一次就全球重大医药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上海张江的绿谷制药，推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的国产新药甘露特钠胶囊。过去20年，全球各大制药公司已经在这个领域累计投入千亿美元，可用于治疗的药物只有5款，320多个进入临床的药物都失败了。绿谷制药联合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提出全新的治疗方式，取得十年来全球该领域最振奋人心的临床结果。2019年新药有条件获批上市。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以至于至今还有人对其药物学作用机理表示质疑。

不只是绿谷的甘露特钠，还有很多。在张江，诞生了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PD-1抑制剂，诞生了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抗肿瘤新药，诞生了全球首个获批的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的PARP抑制剂，等等。这里不打算用这些拗口的名词来干扰读者视线。经过20多年发展，上海张江已经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首屈一指的高地，我国1/3的研发机构来自张江，1/3的一类创新药来自张江，1/3的医药研发人才在张江。这三个1/3是上海生物医药硬核科技实力的生动写照。

17世纪，赢得独立后的荷兰曾经强盛一时。美国《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经任大陆会议驻荷兰全权代表，他密切观察这个国家，写道：“这个国家的处境的确十分可悲，它沉迷于安乐，热衷于追求利润”。商人在贸易中赚了极为可观的利润，但人民精神日渐萎靡，国家实力日渐消退，直到1795年荷兰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占领。

历史多次证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需要人们赚钱致富的热情。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需要的就不只是人们赚钱致富的热情。

当今时代，缺乏远见的庸人们追逐着热点和时髦，他们沉迷于当下，看不见离他们一丈远的前方，他们沉迷于产值、利润、市值，他们看不透本质、抓不住重点。美国那些市值排在前列的公司——苹果、谷歌、脸书、微软，是他们膜拜的对象，但他们却不去分析那些市值远不如头部企业的陶氏杜邦、3M、艾默生电气、德州仪器等基座企业。阿斯麦尔年营业额不过百亿欧元级，美国应用材料年销售额不过百亿美元级，但这些企业无疑是支撑头部企业、构成整体硬实力的基石。当下之中国，真正缺乏的就是这些具有强大技术实力的基座企业。

事实的真相是，根本不是“上海错失了互联网发展的机遇”，而是“上海通过对硬核科技的坚持，为周边城市和其他地区的顺利发展挺起了脊梁”。或许，为其他地区发展赋能，才是上海这座城市之于全国的真正意义和独特价值。

当然，在硬核科技创新领域，上海并不是就做得很完美了。笔者看来，上海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得不够。

第一，上海忽视了进化的力量。上海坚持硬核科技创新，坚持项目选择的高起点、高标准。按照上海的眼光，若是华为当初选择上海，估计上海也看不上，因为创业之初的华为也就是程控交换机的简单组装。华为、迈瑞医疗等民营企业，走出了一条从低端向高端切入、从边缘向中心进军的演进之路，这就是进化的力量。显然，上海没有看到进化的前景和可能性，造成民营科技企业的发育滞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

第二，上海忽视了终端的力量。上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很多是中间产品、中间服务，缺乏叫得响的终端产品和终端服务。而终端往往意味着整合力，意味着定义权，意味着集成性。在许多传统消费品牌谢幕后，上海一直没有培育出能够承载硬核科技的终端品牌，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希望上海的主政者看到这两点，未来能够很好地补上这两块短板。

今天的上海，正在更多的硬核科技领域书写着她的雄心壮志。依托大科学装置，上海致力于成为全球光子科学中心。主攻脑和类脑科学，上海致力于为人工智能提供基于神经网络的基础算法、打造类脑光子芯片。瞄准未来药物研发，上海致力于实现高通量筛选、高通量微型生物反应器突破。着眼夯实高端制造基础，上海致力于突破飞秒级激光制造加工技术。上海不仅试图打破境外垄断、破解“卡脖子”瓶颈，还努力在若干战略前沿领域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超越。

在2021年致股东的信中，拼多多原董事长黄峥讲了他的新方向，他写到：

“这种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是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要改变就必须在更底层、根本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

“退了后我做什么呢？我想去做一些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过去几年里拼多多对农业领域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流通领域。通过提升流通领域效率，去中间补两头让农民和消费者获益。但流通效率的提升毕竟不能从质上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不能性质性地大幅提升身体健康水平”。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比方说……对农产品种植过程的方法的控制……了解不同的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在摄入人体后的变化和作用……深入到蛋白质结构在人体内的性状研究……研发出蛋白质机器人”。

显然，这位在上海成功创业的企业家，正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创新，转向关键核心技术的星辰大海。他表达了他的皈依，也踏准了这个时代的脉搏。他与他所在城市的追求正发生强烈的同频共振。

越来越多的人在走黄峥准备走的路。对上海以及上海的黄峥们，我们要说的是：奔跑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