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成为一张废纸后，南海冲突的主要挑事方美国，都觉得有点儿“累”，希望暂时消停一下喘口气、歇个脚。惟有日本和新加坡不肯消停，费尽心计要把南海之火重新“烧”起来。

日本的拙劣表演可以理解。新加坡跳出来，就让许多对新加坡仍有好感抑或幻想尚存的中国民众感到诧异了。鉴于新加坡的拙劣表演，且对中方的反应毫不在乎，对中国民众的感受无所顾忌，在东盟内挑唆还不显不过瘾，居然跑到世界不结盟年会上挑战中国的南海立场，中国民众真有点怒了。

上月29日，国防大学教授----《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将军，就“胡锡进杠上新加坡驻华大使”接受央广网采访。金将军严肃指出：“新加坡一直积极主动挑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虽自己宣称不结盟，但却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新加坡在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战略中充当军师，积极主动帮美国出谋划策，挑动中美对抗来彰显其地位作用。美国则借助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笔者注：为体现其所谓的不结盟身份，新加坡宣称樟宜海军基地对全世界开放，言外之意中国军舰想来也成），牢牢控制可随时威胁中国经济运行安全的马六甲海峡。”金将军据此建议：“中方必须采取行动，让新加坡为其严重干扰损害中国利益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笔者赞同金将军的分析判断，也赞同其建议中方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手段警告（示）新加坡。

本短文旨在以历史的经纬度分析新加坡何以在南海问题上，一再对中国阳奉阴违，作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还自以为做得很高明，做得让中国无可奈何。把中新关系的历史天窗打开再行观察把玩，笔者以为，是新加坡的“中国焦虑”，使其乱了章法和分寸。

1976年5月12日，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依然决定硬撑着接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李光耀。李光耀既对此“受宠若惊”深感荣耀，但也掂出了他有可能作为中美关系调停人的分量。

中美1979年即已建交，到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达12年，对外资开放则刚刚起步。而恰恰在1990年，美国及整个G7集团集体制裁中国，中国急需打破这一被动局面续推改革开放。李光耀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在看准中国急需打破制裁僵局，美国亦无真心制裁中国，美国需要有个台阶放松对华制裁的历史契机，与中方共同努力，实现了中新建交。此后的10年间，尤其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美“误炸”危机、在中美“南海撞机”危机中，李光耀皆起到了一定的“调停缓和”作用。这些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成为中新关系一度日益密切的重要前置条件。即使今天中新关系出现了不和谐之变化，我们也不必刻意回避它。

中国是个你投桃我报李的谦谦大国。在此期间，中新较深入的经贸合作全面展开。新加坡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中国扩大转口贸易、金融结算、引进外资的重要窗口。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全面推进，令新加坡大获其利。除此之外，新加坡国家治理模式、国企经营模式（即所谓的淡马锡模式），亦成为中国的研究参考。新加坡较深程度参与了针对中国各级官员的“现代社会治理”和“现代企业制度”教育培训。而淡马锡作为一家事实上的超级“投行”，亦不同程度参与了中国国企的改革与转制，赚到了大把的“咨询费”及其它综合收益。这样的合作势头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头10年，期间，中新西安产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合作又相继得已启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新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拙劣表现，以及在处理世界事务尤其是处理亚太和东南亚事务时，一系列的失据失态失势表现，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以更快速度和更大体量崛起，被新加坡政府看了个真切。与此同时，中国块头大了、国力强了，世界变了，原先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势必要作相应的持续性调整。于是，当希拉里在2010年抛出“重返亚太”战略时，新加坡扮演了“背后推手”之一的角色。再之后，新加坡称呼奥马巴为“太平洋总统”，建议将“重返亚太”改为口气稍中性的“亚太再平衡”，皆被美国所采纳，新加坡当起了美国的“绍兴师爷”。

同一时期，中国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外资政策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削减过剩产能、大幅提高企业员工工资和社保缴费。这一系列因素综合到一块，中新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不可避免遇到了瓶颈，逐渐顶到了天花板，各项指标开始调头下行。与此同时，启动较迟的中新西安产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的项目推进，随着中国施行内外资统一待遇（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这么做），客观上也令新方感到“不悦”……让新加坡觉得在其在中国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此外，置于中美关系大视野，一方面“亚太再平衡”尤其是南海问题，让中美摩擦烈度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从伯格庄园到瀛台，中美开始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从元首热线算起，仅在中央一级，双方的沟通渠道和定期会晤机制，就多达两百多项，这在人类大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这两百多个沟通渠道和会晤机制，确保了中美“斗而不破”的格局愈加巩固。对新加坡而言，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再到中美关系停调人包括其在东盟内部和东亚板地缘板块中的综合影响力，以及作为中美关系“和事佬”的作用，都呈不可避免的式微态势。

新加坡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尽管其左右逢源成就了一个“袖珍型发达国家，但其国家前景不可避免受制于东盟内部尤其是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对抗的左右与牵制。昔日，李光耀明白，中国迟早会醒来。今日，李显龙明白，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鉴于新加坡“小国外交”之困境，笔者将心比心以为，新加坡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乃小国的生存之道，确有情有可原一面。但新加坡得把握好尺度与分寸，如果仍然抱定中国有求于新加坡之心态，当中国不予理会时即试图拿南海当牌打要挟中国，那就不是投机的问题，而是“玩火”的问题了。

南海问题会否再度闹腾起来，真正的关键国家不是日本、新加坡，而是菲越两国。其中又以越南的态度最为吃重。越南新的领导人重新校正越中关系的明智举动，令美国的失望比在菲律宾失分更多。明白了这个道理，再不乐观情形下，新加坡充其量是个“绍兴师爷”的料，想掀起南海之浪，分量不够。所以，国人大可不必为新加坡的“雕虫小技”郁闷伤肝。

（特约撰稿人 鲁宁 编辑：刘喻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