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晚，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第121场新闻发布会通报，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截至6月15日24时，累计报告116例检测阳性者，其中确诊病例106例、无症状感染者10例，所有病例均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直接或间接的流行病学关联。此次聚集性疫情已波及9个区、28个街道，并在3个省市引发相关病例，初步判断疫情是由人际传播或物品环境污染引起的感染所致。

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提出了城市运营的现实课题：如何建设与现代都市相匹配的干净、卫生、现代化的批发市场？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安玉发、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王晓东等业界专家学者。

表面脏乱差背后是城市农副产品流通体系的不成熟

此次疫情在北京部分地区的集中暴发，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城市批发市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这个人流密集的地方，似乎依然未能摆脱脏乱差的固有形象：这里常年充斥着商贩叫卖的声音，蔬菜、水果、肉类、生鲜应有尽有，在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污水横流、噪音污染、蚊虫滋生、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

“批发市场脏乱差问题由来已久。纵向比较，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有所改观，现在新建的环境就比较好；横向比较，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安玉发此前多年在日本留学，据他介绍：走进日本的水产市场，看不见一点油污或污水，干干净净、精致整齐，就算路过海鲜摊，也闻不到令人不悦的腥臭味。市场里安安静静，几乎很少听到吆喝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海鲜、水果以及寿司等，都是明码标价。

“现在城市发展这么快，人们对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批发市场还停留在二三十年以前的状态，那是不行的。”安玉发说。

安玉发介绍，批发市场脏乱差问题，与其所经营产品的特点有一定关系：蔬菜带土，叶子容易烂掉，水产品带冰，融化后会把地面弄湿，海鲜、肉制品难免有味道。但同时也有其历史原因：不少批发市场兴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么多的停车位及下水道等污水处理设施，而批发市场经营者往往缺乏足够动力对那些陈旧滞后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脏乱差的问题也要区分表象和实质。表象上看，批发市场里物品的堆放、垃圾的处理、现场的清洁等问题确实是比较突出的。有的地方现场环境卫生整治还是有缺陷。从实质上看，它暴露了农副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体系的不成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副教授王强认为，这个基础设施体系，不仅包括批发市场，还包括冷链、物流、检验检疫，以及处于最末端的垃圾处理等，需要一并进行升级改造。

“干净卫生，不只是表面的场地清洁，更关键的是供应链层面的全程可追溯。”王晓东直言，批发市场必须体现品质担保、品质可追溯、安全监管等中间商责任，而不是简单的场地概念。

此次疫情恰恰暴露了批发市场在供应链可追溯体系方面的短板。据流行病学专家分析，此次北京突发疫情，两种可能性之一就是，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如何把供应链可追溯体系做得更完善，是批发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安玉发举例说，比如新发地的三文鱼，能不能追溯到谁卖的，怎么进口的，哪个港口上的岸，哪个船运来的，哪个国家装的货，哪个渔场捕捞加工的，是不是直接发来的货。

“现在是谁经营谁负责，出了问题找商户，至于谁卖给你的，有时候无法追踪。实际上，利用现有的信息化手段，完全能够实现对供应链的追溯。”安玉发介绍，在日、韩、德等国，摊位上出售的食品从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必须记录在案，有据可查。产品的包装标识中也必须标明生产者、生产流程、产地和公司名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认证标签等。这不仅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也有助于形成一种信任机制。

不少批发市场仍停留在原始摊商、低水平运营阶段

疫情是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批发市场脏乱差方面的问题，更折射出其低水平低层次运营的状态。

“现在国内不少批发市场仍停留在原始摊商阶段，市场监管还是以收摊位费管理为主。对标零售管理，这些年随着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零售业态的现代化管理日臻完善，而批发市场的管理水平并没有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高。”王晓东说。

安玉发也注意到，当前我国许多批发市场和传统集市差别不大，场内人声鼎沸，商品包装简陋，货物杂乱堆放，摊位细小零散，交易起点很低，缺乏现代批发市场应有的规范与效率。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批发市场有一个明显特点：市场上车来车往、货来货去，但见不到很多人。安玉发介绍，日本、韩国的批发市场实行批发零售分离、商流物流分离、二次批发商代理等运行体制，减少了批发市场的大量人流，节省了资源和空间，避免了道路拥堵。

例如，日本明确禁止在批发市场内的零售行为。安玉发介绍，日本本土生产的绝大多数农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过程是：先由生产者（或农协、贩运商等）把商品运到批发市场，经过一定的交易方式，将农产品出售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将农产品分散到销售网点出售给消费者。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行批零兼营，纯粹意义上的批发市场为数不多。实际上，人流如潮、万头攒动并不是批发市场应该追求的。我们不能把批发市场办得像一个大的菜市场，看似热闹繁华，实际效率很低。”安玉发解释，批发市场本身是一个流通的中间环节，承担了集散的职能。要提升批发效率，必须尽快实行批零分离，这样才能做到快进快出，提高场地和车辆的流转率。

“我国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也比较单一，很多市场仅仅只是提供集中的交易场所而已，稍好点的则配有一定仓容，供客商存放货物周转用。而发达国家批发市场通常具有商品分级整理、加工包装、质量验证、结算服务、委托购销、代理储运、信息提供、代办保险等配套功能，不少批发市场目前这些功能还没有完全具备。”安玉发说。

为什么在一些大城市中的批发市场，也仍然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对此，戴中久分析说，我国人口众多，消费水平多元化特点明显，高中低端不同层次消费需求各不相同，批发市场就像一个快速分销的漏斗，以最低的成本将多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聚集起来又快速匹配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批发市场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与收益问题。由于绝大多数批发市场都是家族式经营或者乡镇集体企业，市场长期处于“谁投资、谁管理、谁运营、谁收益”的模式下，对于那些需要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资金又无法快速提高市场运营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化体系建设等方面就显得发展滞后。

亟需把建设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批发市场纳入“两新一重”范围

如何建设与现代大都市相匹配的干净、卫生、现代化的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的现代化，至少应当包括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安玉发介绍，过去常讲的是三句话：保障供给、食品安全、稳定价格。现在又加上了环境清洁、绿色物流。保障供给涉及批发市场的集散能力，特别是稳定的供货渠道和高效的组织协调，要形成上下游相衔接的完整链条，做到有场有市；食品安全包括建立供应链可追溯体系，推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建立健全质量检测体系等；稳定价格就是要有市场调控措施，保障“菜篮子”价格相对稳定；环境清洁、绿色物流包括推进净菜进城、垃圾无害化处理、使用新能源运输工具等措施。安玉发建议，在一类城市建设一个标杆性的大型国有批发市场，在推进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标准化、产品溯源、食品安全检测等方面发挥示范效应，同时也起到大城市应急保障作用。

“批发市场的升级再造，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本身，它意味着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管理水平。”安玉发举例说，比如净菜上市，就需要从产地做起，从农民的田间做起，这样才能确保进城的蔬菜是干干净净的；而且运输过程要有冷链保鲜，车辆到了批发市场，有冷库，交易大厅能打冷气，调控温度，从而确保蔬菜不会马上烂掉。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说，第一代批发市场的特征是“圈地、圈院子、盖围墙”，硬件设施不健全。第二代批发市场虽然硬件设施基本健全，但功能发挥不完善。第三代批发市场则应该是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科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化市场，其升级版就是“智慧农批”。

“从新基建的角度来说，农批市场的改造应该着力于实现‘智慧农批’。”戴中久认为，必须加强市场的数字化信息体系建设和数字化支付，提高商户对接效率，通过市场内的交易数据、销售数据、客流数据、菜价数据、商户数据、活动数据达到食品安全追溯和商户交易体验的目的，为上级管理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阿里、京东等数字化平台已经实现了对商户的赋能，而批发市场还处在摊位制粗放管理的阶段。如何使批发市场具备现代化平台的职能，真正实现对个体摊贩的赋能，是影响批发市场未来发展的关键。

对此，王晓东建议：“批发市场不仅要加强市场监管，更要重视对以摊商形式聚集而成的平台型交易组织的技术创新。特别是积极拥抱数字化，通过数字化改造使流通新技术赋能传统流通组织，不断创新批发交易监管方式，推动‘互联网+流通’全面升级。”

今年5月，中央作出战略部署，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发市场关系着市民的幸福指数。”马增俊表示，亟需把建设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批发市场纳入“两新一重”范围，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规划、新基建、环保设施等方面给予实际的资金支持，为批发市场的成功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