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白马过隙，今年距离恢复高考整整40周年。84岁的刘道玉不禁感慨：“在回忆和纪念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不能忘记一个座谈会。”

刘道玉在家中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蔡阳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40年前，刘道玉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全程参与筹备了全国科教座谈会。正是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拍板决议当年恢复高考，迎来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作为亲历者、策划推动者，称自己还是“中年人的记忆力”的刘道玉，至今回忆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仍难掩激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虽有左倾思想干扰，但顺应了全国民心。”

40年走过来，波澜荣辱都归于平静。这位老先生多年来一直隐居在武大老干中心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秉持孔子“三忘”精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感恩见证了历史的关键时刻，赶上了改革的大好时光，做了想做的事情。” 刘道玉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尽管目前身体不太好，右耳听力不济，但他依然保持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笔耕不缀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他思维清晰，过目不忘，“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

刘道玉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十年来练习左手写字，每年记10万字笔记

他每天自己做早餐、整理书房，早晚各半个小时的室外散步；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十年来练习左手写字，每年记10万字笔记。作为教育家，他依然密切关注高考，他认为现在的高考制度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邓小平主持历史性座谈会

看看新闻Knews：1977年恢复高考被证明是一件关乎国运、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作为亲历者、见证人，您能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吗？

刘道玉：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回忆和纪念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不能忘记一个座谈会。

1977年7月17日，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全部职务。这一年邓小平73岁，“壮心未与年俱老”，陆游写这首诗时刚好也是73岁。

邓小平复出以后，向中央请缨亲自抓科学和教育这两个重灾区。这是恢复高考的前提。

复出18天后的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7月底，教育部接到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说邓小平同志8月4日至6日要在北京召开一次科教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各选派15名专家参加。教育部指派我、科学院指派吴明瑜，由我们两人担任共同秘书长，负责挑选代表、筹备会议，负责会议的简报、记录，负责代表的生活问题。

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很重视，把与会代表安排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我当时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同事商量后决定从高校挑选代表。我们挑选了16名，科学院也超过规定名额挑选了17名，两个系统共3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我们教育系统有北大周培源、清华潘际銮、吉大唐敖庆、南开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复旦苏步青、上海交大吴健中、西安交大陈道俊、北京农大沈其益等，以这些老专家为主，还有少数的中青年代表。科学院系统有吴文俊、严东生、马大猷、叶笃正、王守武、童第周、张文裕、王大珩、邹承鲁等。此外还有主管科教的副总理方毅、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各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共70人左右参会。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我主动向中央报告要抓教育、科学。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怎么抓？我倾听你们各位的意见，看看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四人帮”粉碎了，也不存在打棍子和戴帽子。

看看新闻Knews：代表们有何表现？整个会场气氛如何？

刘道玉：会议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各位代表争先恐后发表意见，既有揭发批判“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也有对整顿的具体建议。

周培源先生的发言，我记忆犹新。他说，北大是重灾区的重灾区，聂元梓、四人帮对北大的破坏特别严重，文命中北大很多知名教授，像翦伯赞、俞大絪被逼致死，有的被抄家，被查抄的文物、书稿至今未归还。他强烈要求给冤屈致死的教授平反，归还被查抄的文物和书稿。小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尽快组织专人落实这件事情。

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批判了科教组在“文革”中所干的大量坏事：国家科委大楼被侵占，国家科委被解散。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科委怎么行呢？他强烈地要求归还被军队占有的科委大楼，立即恢复国家科委。

复旦大学苏步青的发言，也是慷慨激扬。他说，我们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17年是黑线专政，我想不通，我们明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怎么成了黑线专政？邓小平插话：说黑线专政是讲不通的，共产党领导怎么能说是黑线呢！17年不是黑线专政，还是红线！

幕后策划恢复高考

看看新闻Knews：会议是怎么决定恢复统一高考的呢？

刘道玉：整个会议气氛热烈，两天很快过去。武汉大学代表査全性，当时还是副教授，按规定没资格参加会议，但我是武大出来的，有点偏心，就让他去了。他两天来都没有发言。5日晚上他找我说，道玉，我坐了两天都没讲话，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再讲些什么好？我说，你来的正好，尽管大家讲了很多好的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到，就是恢复高考的问题。

恢复高考，涉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这个招生方针被写进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纪要，毛主席也圈阅了它，就被认为是最高指示，很敏感。

我为什么叫他讲这个话题？

我是1977年4月从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借调到教育部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在邓小平复出前后，我被中组部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我身兼二职，当时就盘算：高等教育拨乱反正从哪里开始？

我开始调查研究，先后到了辽宁、天津、北京郊县。当时北京顺义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姓姜，他一翻话对我震动很大。他说现在高校虽然恢复了招生，但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针，我们工农子弟依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归根到底是四个字方针，“领导批准”。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以权谋私的方针。

他还提醒我，你去查一查，文革以前通过高考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弟多。我说是的，我本身就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我就找到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看看新闻Knews：就是推翻“十六”字方针。

刘道玉：8月6日，查全性在会上讲得不错。他说文革以前上大学靠分，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不恢复高考，大学不能办，教学质量不能保证。他的发言得到满堂喝彩，像科学院吴文俊、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天津大学史绍熙等人都附议，同意恢复高考。

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这是要害问题，他抓住不放，说这个问题要马上解决。他问坐在旁边的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7月5日在太原已经开过，来不及了。邓小平说，开过了就再开一次，恢复高考就从今年开始，不能推迟。邓小平的作风强硬，说一不二。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

8月6日座谈会结束，8月13日马上在北京召开当年第二次招生会。当时形势严峻，“两个凡是”没推翻，文化大革命余悸未消，大家心里都害怕。在文革命说了对毛主席不恭的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十六字”方针明明是毛主席圈阅的。招生会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开了44天结束不了，关于恢复、不恢复高考，争论得一塌糊涂、非常激烈。

在这关键时刻，9月19日，邓小平召集三位教育部正副部长开会，明确地讲：你们教育部现在很被动，还没有获得主动权，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招生会议马上结束。9月25日就结束了。

现在回头看，大家觉得恢复高考没什么，平淡无奇，但当时却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那时左倾思想还有相当大市场，招生会议争论44天就是明证。甚至在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人们还在争论是否恢复高考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拍板，8月6日决定恢复高考是他第一次拍板。邓小平以他的权威遏制了左倾思潮，压制了反对恢复高考的声音。

招生会议一结束，马上启动1977年招生工作，包括组织高考命题小组，组织报名、考试、录取。当时经济很困难的，连印试卷的纸都没有，把印《毛选》的纸借过来印试卷。整个出题、报名、考试等，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这说明恢复高考当时虽有左倾思想干扰，但顺应了全国民心。

“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

看看新闻Knews：40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意义？

刘道玉：恢复高考虽然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在特殊的关键时刻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第一，有力地推动拨乱反正。77、78年拨乱反正时，“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就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既然毛主席圈阅的1971年全教会提出的“两个基本估计”（指 “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十六字方针被否定了，质疑“两个凡是”就有了根据。

恢复高考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前哨战役。果然，时隔9个月，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全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1978年1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否定“两个凡是”。

第二，解放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从1966年到1976年，先后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1600多万人。从1970年开始，以招工、独生子女和病残等方式，大批知青回到城市，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00万。这些大部分属于出身不好、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工、回城没希望。高考一恢复就给了机会，意味着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为此奔走相告，日夜苦读备考。

77、78、79三届大学生96万人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知青，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他们当中冒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李克强就是77级的。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三届学生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一定担当大任。

第三，极大地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在文革中，一度流行“读书无用、教书倒霉”论调，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人心思散。像我们武汉大学，留苏的副博士把副博士证书拿出来当场烧毁，表示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有不少的教师把自己藏书全部当废纸卖掉，表示终身不得为师。我当时虽然没有卖书、烧书，但也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更没有想到会亲身参与恢复高考决策，我买了木工家什学木活，很多教师叫子女学琴学画学打球，学一门谋生手艺。

文革中出现了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还当了铁岭农学院党委书记、辽宁革委会副主任；河南出了“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的典型。当时盛行读书无用的歪风。马克思有一句话，“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大纲领”。恢复高考这一行动，让大家意识到还是要读书，只有读书只有掌握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于是，“读书无用、教书倒霉”的风气一扫而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恢复高考的三点意义，表明我们国家、历史越过拐点，进入新的时代。

“三权分立”改革高考

看看新闻Knews：近年来，公众对我国高考批评不断。作为著名教育家，您也一直密切关注高考和教育改革。

刘道玉：恢复高考40年，我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是风平浪静，统一高考推行得相当顺利，人们对高考没有质疑，也几乎没有要求对高考改革的呼声；从1998年起，高考进入后20年，波浪翻腾，对高考的质疑声开始不断涌现，改革高考的呼声也不断增多。为什么？因为高考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各省市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高考的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一考定终生，这备受诟病。每年只有一次考试，错过了，就失去了当年高考的权利，给考生造成终身的悔恨。

第二个问题，全国高考依然是考知识，以分数高低来录取，客观助长了应试教育。

第三，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考试、录取分数差距很大。像湖北湖南安徽江苏这些地方高中教育发达，600分有可能还达不到录取线，而在边远地区可能400分就上重点线。于是就出现了高考移民，家长们想方设法将孩子的户口转移到录取分数低的省市，滋生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

第四个问题，就是加分政策，因为各省市掌握的标准不一，出现了滥加分乱象。比如三好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权力寻租、腐败现象丛生。

第五个，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来考试，不利于重点大学录取自己需要的学生。第六个问题，大学招生自主权没法兑现。

看看新闻Knews：那么，您对高考改革有何建议？

刘道玉：1998年开始，先后推出“3+2”、“3+X”的改革，虽然改革初衷是好的，但没摆脱考知识、以分数高低来录取的窠臼。

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呼声越来越高。从2010年起，清华大学推出了“清华七校招生联盟”，媒体戏称“华约联盟”。这一开始就是个闹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不仅是为了掐尖，还占山为王。北大很敏感，第二天也组建了“北大七校招生联盟”，后来扩大到“十三校联盟”，被戏称“北约联盟”。他们动机不纯，不属于改革。

2014年，教育部在浙江、上海进行高考改革试点，一搞3年，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我肯定这个改革的是，确立了“3+3”模式，既保证了语数外三门基础课考试，又让考生在政、史、地、物、化、生六科中有选三门的权利，不分文理。这倒逼中学教育改革不再搞文理科分班。

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觉得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我坚决反对将高考每科分数提高到150分，这还是把分数作为学习指挥棒的思维。第二，现在新高考是全国分散，允许各省有不同版本，增加了考试的成本，我认为高考应该是全国统一的。

第三，教育公平在新高考方案中仍未得到解决。985大学在学校所在地与其他省市招生的名额存在分配不均问题。拥有985大学越多的省市，获得这些大学在当地的招生指标就越多，必然造成考试录取分数低。北京有985大学8所，全国有18个省市则没有一所985大学。

985大学招生向所在地倾斜，而没有向外地分配更多的名额，这是不合理的，985大学是国家办的，由国家财政拨款，不是所在地开办。我把这称为招生的马太效应，越有让你越富有，越没有越让你一无所有。我的看法是，985大学在所在地的招生比例应降至20%，80%的指标分到外省市；没有985大学的省市，按当年高考生的比例分配985大学录取名额。

第四，大学的独立招生权依然没获解决。每所大学招多少人，还是由教育部控制。

我的具体建议，就是建立全国高考的“三权分立”机制：考试权、录取权、监督权分立。

现在国家有考试院，但它隶属教育部，不行，它必须独立出来。考试院应该从全国大学、中学招聘一批有考试经验、教育水平很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的教师，组成考试院的考试班子，每年组织春秋两次考试，负责出题、阅卷、评分，向考生发考试证书、不划录取线。然后他们向教育部备案全部考生情况，向各省通报该省的考生情况，还向全部985大学通报全国考生情况，便于这些大学确定自己的录取线。这是考试权。

录取权则归各个大学。监督、稽查权归教育部，严惩考试招生当中的腐败行为，国家立法制定惩处条例，就像当年恢复高考一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这个方案只是我的设想，尚需要教育家、教育改革家们来论证。我有一个观点，大学招生重点不是考，而是录取，杰出的人才不是考出来的，是学出来的；考试不是越多越好、越难越好，不能把考试复杂化，频繁的考试将把学生考傻。我衷心希望，我国高考与时俱进，制定出一个真正人性化、更有利于选拔优秀青少年的新高考制度。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姜涛 编辑：祝闻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