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福建安溪：昔日“茶都”为何孳生电信诈骗“产业链”

中秋节前6天，9月9日，福建安溪县中国茶都广场。上千名安溪人或被召集或自发聚集在此，纷纷在“我为‘诚信安溪’做贡献”的22米长横幅上签名明志。

当天，安溪县代县长刘林霜宣读了《致全县人民书》，呼吁所有安溪人教育、引导、规劝身边人，做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公民，打一场名誉保卫战，“绝不允许‘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毋庸置疑，在地方当局眼里，这是一场应有安溪县所有公民参与的总动员。8月至今，发生在山东、广东、吉林、北京等地的多起电信诈骗案，把安溪与安溪人推入了舆论漩涡。许是开学季，接二连三被曝光的几起电信诈骗案，所涉群体皆为（准）大学生或高校教师，被骗走的钱款或是数额惊人或是安身立命之本，以致酿成多起死亡悲剧。其中，山东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遭骗9900元猝死一案，6名嫌犯中有5人来自福建泉州，陈文辉、熊超、郑贤聪3人来自泉州辖下的安溪县。

有“中国茶都”之称的安溪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当地人往往以种植茶业与水稻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安溪尚是福建最大的国定贫困县，《泉州日报》曾报道1985年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仅279元；但借助邻近台湾、广东的便利地理位置，迈上改革开放征程的安溪后来居上，顺利脱贫并跻身全国百强县之列，茶叶贸易对安溪的快速发展贡献甚著，安溪人亦以此自傲。

不过，安溪被众所周知的还有“诈骗之乡”的恶名。诈骗如同茶业一般蔓延，几将安溪境内所有村庄裹挟其中，长坑乡和魁斗镇更是公认的诈骗分子集散地。

“中国茶都”与“诈骗之乡”两张标签，当地无论官员或民众都会择其利于己者。只是，改变“诈骗之乡”的刻板印象非一日之功，何况诈骗对安溪而言实乃积年陈弊。不为人所知的是，安溪诈骗其来有自，最早可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其后手段几经换代更新，发展出六合彩诈骗、电信诈骗、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

从“假虎骨膏”到“茶叶公司”

福建戴云山脉向东南延伸，山峦起伏，安溪县的乡镇和村庄错落其中。对只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且耕作条件差、“小旱小忧、大旱半收”的安溪人来说，贫困是早期最大的感受，也是他们走出大山谋生的最大动力。

人多地少的长坑乡和魁斗镇，就因此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淘金者”。在已退休的原长坑乡衡阳村支书苏盛世印象中，40年前走出去的人多以贩卖工艺品为生，另还制作贩卖假虎骨膏、假虎爪等，北京、浙江、厦门等地都有过他们的足迹。

“做的就是带有欺骗性质的生意，但都是小打小闹，抓到了顶多是以次充好（的罪名），算不得诈骗。”苏盛世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

苏盛世的回忆，在2003年《人民公安》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印证。孙德平、宋晓星在《手机短信里的大骗局》一文中写道，上世纪7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长坑乡人和魁斗镇人就曾以牛骨冒充虎骨、用镀银材料制作假银元在各地行骗。其行骗手段在80年代初上了新台阶，先是办起家庭作坊式的加工厂，用两三万元成本淘来旧机器、拼装出机械制砖机，然后以十倍的高价卖出。

这些骗术在上世纪90年代又有升级。2004年11月的《政府法制》期刊记载，两地外出人士常合伙以“掉金见者有份儿”、“急需用钱、贱卖外币”等名义，诈骗中老年人及妇女或贪利者的钱财。

但在安溪，安分守己的村民依旧生活贫苦。茶业在此时成为急于脱贫的安溪县极力倡导的支柱产业。《安溪县志》记载，1990年安溪县茶园面积已达14.2万亩，居全省首位。而在大力发展茶业6年之后，安溪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一篇《安溪茶产业发展研究》的论文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安溪茶业的繁荣景象：2000年全县茶园面积达225592.05亩，茶叶产量为14398 吨，分别比1991年增长了54.23%、87.96%；茶叶加工企业达158家，销售上建设了西坪、大坪等16个乡镇配套市场，交易店铺数量超过5万家。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择手段地逐利行为，也随着茶业崛起迅速侵入安溪。

苏盛世回忆，广东是当时安溪人茶叶贸易的主要对象，“有人卖茶叶给广东人，结果货到了，他们不给钱就跑了。”在他看来，安溪人之所以走上诈骗之路，被广东人骗是诱因之一。安溪人从此学会借茶叶之名，“以牙还牙”地骗回去。

缪闽江、方临坤在1998年发表的《“茶叶公司”诈骗犯罪特点、成因及对策》一文中透露，“茶叶公司”式诈骗，即以销售廉价走私电器、摩托车、香烟为名，向全国各地广寄信件或拨打电话，诱销劣质茶叶或直接骗取钱物。截至1997年8月，安溪人开办的这类公司近300家。1995年至1998年，厦门公安机关协办和自办的此类“茶叶公司”诈骗案达110件，涉案人员240余人，诈骗总金额1亿多元，被骗者分布于10多个省市自治区。

缪闽江与方临坤亦提及，犯案者多来自长坑乡和魁斗镇，有农民、工人，甚至教师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亦参与其中。

地下“六合彩”

在包括苏盛世在内的安溪人眼里，“茶叶公司”式诈骗出现后，地下“六合彩”，则是茂盛的茶叶贸易带给安溪的又一“毒瘤”。

六合彩起于香港。1975年，香港市政府为打击地下赌博活动，开售乐透式彩票，次年开办“六合彩”。《经济参考报》记载，2000年开始，地下“六合彩”如瘟疫般在福建省闽南农村与城镇迅速蔓延。

不过，盛行于闽南一带的地下“六合彩”，实际是香港“六合彩”的外围彩，在香港亦属非法，当地人则称之为“买码”。这是一种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各自设赌的骗赌活动，赌资由庄家收取，赔款由庄家支付。赔与不赔，不是取决于投注者的运气和概率测算，而是取决于庄家能否以及愿不愿赔付。

传入“六合彩”的人，正是往返于安溪与广东一带的安溪籍茶商。2001年《检察日报》报道称，这些茶商往往不是最终的“庄家”，其中绝大多数只充当“庄家”的“马仔”，从中抽成。“马仔”茶商回到安溪后继续发展下线，影响的范围便迅速扩大。2001年福建警方破获的特大“六合彩”案中，台湾老板郭某更是将总部开在了泉州，在闽南地区发展下线。

安溪长坑乡人士究悟，也在《安溪故事：那些“杀候鸟”的伤疤与污名》一文中描述了当年的情形：人们去求神拜佛，甚至去拜言行奇怪的流浪汉，引诱小童挑选数字等等。长坑乡几乎人人买码，“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公务员和教师也不例外。”

“这时很多人开始卖开奖信息，还不算骗，有人还真的中过大奖。”苏盛世亦能清晰回忆起当时“六合彩”赌博之盛。正是这种投机心理，驱使越来越多的安溪人心甘情愿地花钱去买“内部信息”。

苏盛世回忆，2000年长坑乡为取缔接连发生事故的鞭炮作坊，乡党委书记在开会时还无意中做过“引导”。

“乡党委书记开会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为什么你们一直要做鞭炮，不妨去学学个别的衡阳人，靠信息赚钱、靠手机赚钱。个别的年轻人，一年下来就赚（比）一个鞭炮作坊的钱还多。”苏盛世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

手机当时已经成为安溪一些乡镇村民的通讯工具。“做生意回来的人都有手机，所以我们衡阳村1999年就建立了单线发射，但是经常雷击，2000年建了基站。”苏盛世的语气中带着骄傲。

而靠手机卖信息赚钱，实际就是以骗赌的方式卖“六合彩”。这意味着，电信诈骗，于2000年已在安溪初具雏形。此后五六年间，随着“六合彩”诈骗兴起，政府开始出手打击。究悟忆述，当时安溪打击电信诈骗的具体标语，即为“严打六合彩诈骗”。

走进来与走出去

就在安溪对“六合彩”诈骗大动干戈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另一股暗涌正强势袭来。当下被众口铄金的“电信诈骗”，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地区，这已成为当地人士与众多学者的一致共识。

安溪县志记载，安溪是台湾人的主要祖籍地之一。现在台安溪人后裔有230多万，超过台湾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979年台湾当局开放居民出岛观光后，台湾人先是单纯地到安溪寻根、朝圣旅游，后来逐渐转向考察、交流和投资。1992年，台湾厂商在福建省的投资额已超过各方投资总额的半数。

台商在福建等地投资建厂的同时，祸害本岛甚久的电信诈骗亦接踵而至，先是登陆福建，随后扩张至广东、江西和江苏等地。

“台湾式诈骗”，如今看来极其简单：利用发放传单和使用“王八卡”电话（冒名申请的电话卡），声称受害人中刮刮乐和六合彩等大奖，但在领奖前必须先寄出一定额度的税金。被害人汇出第一笔钱后，诈骗人再以律师费、手续费、公证费等名目，屡次要求被害人汇钱，直至被害人醒悟或钱财被榨干。

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华看来，2000年是“台湾式诈骗”传入中国大陆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台湾移动电话业为方便两岸民众通信，开始在福建建立信号台。此后几年，由于台湾当局对电信诈骗的全方位打击，诈骗者在岛内难以存身，借机将基地转移至福建，从福建向台湾岛内居民实施诈骗。

因着亲缘和地缘上的紧密程度，已被“六合彩”投机心理浸淫的安溪人，很快就接受了“台湾式诈骗”。

仅仅两三年间，安溪诈骗手段之丰富，便发展到令人诧异的地步。除了“茶叶公司”、“六合彩”与电信诈骗，科技进步还催生出网络诈骗，诈骗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如2003年第8期《人民公安》记载，诈骗分子以三陪小姐的身份，编造数万封信件寄往全国各地的行政事业单位，以曾共度良宵“勒索”收信人封口费。骗子们因此一跃成为家财万贯的暴发户。

8月29日，泉州当地一位媒体人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2004年她第一次去长坑乡和魁斗镇采访，大山里鳞次栉比的“别墅洋楼”令其叹为观止，而安溪县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574元。在她看来，安溪虽在大力发展茶叶，但茶农在茶叶产业链中处于底端，收益增长缓慢。“那他们盖别墅的钱不骗哪来的呢？”她问道。

近些年，一些长坑乡村民不再高调修建“小洋楼”，而是改回当地的传统建筑，花费动辄百万元。张正磊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亦报道，2004年魁斗镇和长坑乡一度出现排队取钱的“繁荣”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至2002年，魁斗镇与长坑乡不少村民因利用群发短信进行诈骗，造成当地基站线路严重阻塞电路，每月造成的损失达数十万元。对此，2002年年底，安溪县电信部门采取超常规措施，对当地群发短信息进行了技术上的封堵。

彼时，当地警方的一项主要工作即打击电信诈骗犯罪。2003年福建公安厅针对安溪电信诈骗犯罪开展“猎鹰行动”；同年7月，安溪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打击虚假信息诈骗行动中队。

有人走进来，便有人走出去。电信诈骗成本极低——一台电脑、一个当地俗称“土炮”的短信群发器加一部手机，总价不过万元；而回报极其“丰厚”。

面对当地公安的打击，无法抵制快速敛财诱惑的安溪人，频频外出至偏僻山头、泉州市乃至全国各地作案。《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的数据显示，2004年，泉州市公安机关受理电信诈骗案件1852起；2005年共接全国各地来电来信报案8146起，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2006年接报案8500多起，涉案金额却增至2000多万元，受理案件数和涉案金额上升速度惊人。

曾在福建一家媒体工作的徐伟，2008年专门走访过长坑乡和魁斗镇两个“诈骗重灾区”。尽管当地严厉打击，徐伟还是见到“做歪的”（安溪对诈骗的称呼），明目张胆地在家里架好机器设备，向外界发送“中奖短信”等虚假信息。

“当地人认为自己在玩高科技，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不认为是犯罪。”让徐伟感慨的是，靠诈骗致富的村民被认为是“能人”。这些“能人”在与警方的长期对抗中也逐渐摸索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反侦查意识逐渐增强。

安溪一名匿名警察透露，当年为打击隐藏在村里的诈骗分子，警方甚至以无合法的宅基地为由强拆怀疑对象的“豪宅”。因此“做歪的”一旦骗到钱，便会将户口迁往外地，甚至移民至东南亚国家。苏盛世所在的衡阳村现有户籍人口近7000人，而近些年迁出户口者不下2000人。

东南亚一些国家并不禁止赌博。赌额大、挣钱快而风险相对较小的网络赌博，由此成为安溪人再次转型的方向。苏盛世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安溪尚卿乡科名村，早在10年前就有人出国去做网络赌博。

网络赌博成本相对较大，各种服务器和人员投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并且做广告和用户培养周期也较长。不少人于是许以重利，从亲朋好友处筹钱。苏盛世透露，长坑乡曾有一名教师借了十多万元入股亲戚做网络赌博，几年后盘子做大，如今每年可以分红100万元，他也早早地退休。

专业化诈骗产业链的形成

苏盛世是衡阳村乃至长坑乡村数十年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他看来，电信诈骗已在当地形成巨大的利益共同体，有的是家族出动，有的是亲朋联盟，其行为日趋团伙化，且分工明确。

长期从事诈骗打击的安溪县警察朱天明亦认为，安溪诈骗团伙化和专业化有十余年历史，电信诈骗工具和诈骗形式不断“与时俱进”。

据他介绍，继手机群发器之后，伪基站也被诈骗分子利用，通过发送大量假冒运营商、购物平台的信息到用户手机进行诈骗。改号软件也为假装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实施诈骗提供了便利。而随着诈骗手段及工具选择日趋智能化，诈骗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网络短信群发系统、网关技术、虚拟网络拨号转接技术等，逃避电信管理部门的监管。

十多年前出现的精准营销手法也被利用，形成了精准诈骗。

在福建从事网络安全工作的牛天华透露，早期房地产公司与保险公司为了促进销售，会通过一些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时，这种销售手段虽遭人诟病，但并未产生不良后果。不过很快，盗取个人信息成为精准诈骗的诀窍。

“精准营销被诈骗分子玩坏了。”牛天华说。

“信息泄露主要是信息保管单位泄露的，而人为泄露又是最主要的。”牛天华说，目前市场上有专向各单位收购个人信息的团伙，而现实中掌握某单位个人信息的人员不在少数，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就会有人将其出售获利。

另外一部分个人信息泄露，则是“黑客”所为。“冒风险去盗取个人信息的都是些年轻人，不会超过25岁，有一技之长但能力又不全面。”牛天华说，网络安全行业贫富差距大，一些新人没有好的公司和待遇，为生存就会走上邪道。盗卖成本极低的个人信息，是不少人的选择。

盗取成本低，而警方追查难度高、成本大，使得盗取信息的法律成本也大大降低。牛天华说，他曾检测过90%以上的学校网站，“没有任何防护屏障，甚至任何一个懂电脑的人都能盗取，比裸奔还可怕。”

牛天华为建立最基础的网络安全防护算了一笔账，每个单位每月成本为20万元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根本不会花这么多钱去做网络安全。”

牛天华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黑客”盗取个人信息后往往通过QQ群找买家销售，QQ群主因此又组成了另一个团伙——担保人。买家往往不是直接的诈骗团伙，他们会将个人信息通过分拣、分割再打包，按照信息价值标价后再次出售给下级买家，下级买家就有可能是诈骗分子。

朱天明发现，学生、低保户、病人等弱势群体，因其阅历少且相对单纯，是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诈骗成功率也更大。徐玉玉案中，6名嫌犯就利用徐领取升学补助金的档口获得信任，成功骗得9900元。而一旦取得对方信任，诈骗分子便开始“团队作战”，用剧本化的表演，直到骗出受害者的钱。

洗钱团伙就在这时现身。他们通过购买身份证或银行卡的方式，获取大量银行卡账号，一旦有钱款进入，便用网络转账的方式，在短短数分钟内转移到多个账户。钱款转入第四五层级账户后，这些钱可能已经分散到几十个银行账户上，每个账户上的资金只有几千到一万元。

但诈骗团伙的专业化分工并未就此结束。取钱团伙随后会拿上几十张银行卡，伪装后在全国各地的取款机上取钱。诈骗的下游团伙各自提成后，最终诈骗得来的钱款才回到诈骗团伙手中。

朱天明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为了规避取钱风险，洗钱又有了新方法。如厦门兴起不少网络公司，诈骗钱款分散到几十张银行卡后，很可能会从网络公司购买电话充值券，诈骗分子拿到电话充值券后，再到网上出售套现。虽然洗钱成本增加，但这种方式更加隐蔽、打击难度也大。

为了防止警方顺藤摸瓜追查，诈骗实施团伙与各分工团伙之间的联系也全部分开，使用多部手机单号码联系。为了躲避公安部门的追查，诈骗分子使用的电话也是虚假的。朱天明说，虚拟运营商为了抢占市场，虚拟号段很难实现真正的实名制。

在朱天明看来，整个“产业链”诈骗流程的各环节时间、空间上高度分离，互不认识，甚至分处于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3·10”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即为典型案例。台海两岸警方与柬埔寨、印尼等国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598名，捣毁诈骗窝点106处。

电信诈骗流程图。张正磊制图

一言难尽的“严打”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在很多安溪人看来，做诈骗的只是少数人。2013年，安溪未出现在全国重点打击的诈骗县名单上，这被当地人认为是摘掉了“诈骗之乡”的帽子。

为了不再戴回这顶帽，安溪县一直高压打击电信诈骗。今年4月，安溪县成立了反诈骗中心，长坑乡和魁斗镇政府则制定了打击电信诈骗的三年工作方案，要求对重点人员“一个不漏”地排查，外出人员也“一个不漏”地跟踪。

安溪反诈骗中心的郑警官介绍，一旦发现安溪籍人员在外地诈骗，他们也会主动带回处理。而在安溪各乡镇，宣传反电信诈骗的标语四处可见：白濑乡在电线杆上挂了防电信诈骗的宣传路牌，湖头镇街道上挂着防电信诈骗的横幅，长坑乡出资制作了印有相关宣传标语的环保袋。

被称为“做大盘”最多的安溪尚卿乡科名村，悬挂着打击电信诈骗的横幅。张正磊摄

长坑乡政府门前打击电信诈骗的宣传广告。张正磊摄

针对诈骗前科人员，长坑乡连续三年下发红头文件，要求扶持他们种植茶叶、淮山来创业就业，安溪县司法局还开设了针对诈骗矫正人员的电商培训课程。不过据培训负责人介绍，622名参加电商培训的社区矫正人员，目前真正做起电商的只有10人左右。

长坑乡连续三年下发扶持电信诈骗前科人员的文件。张正磊摄

徐玉玉案的6名嫌犯，3人来自安溪白濑乡和湖头镇。看看新闻Knews记者近日探访其老家发现，除主犯陈文辉拥有二层楼房外，另外二人的家都是破旧的老房。文化低、早年就外出打工是他们的共性。

在9月10日安溪“诚信建设”动员会上，安溪县委书记高向荣用“刮骨疗伤斩草除根”宣示了严打诈骗犯罪的决心。面对多起诈骗致死案带来的压力，地方当局将压力分解到各基层甚至基层官员身上。打击电信诈骗的严厉程度类比维稳，除在基层官员考核上实施“一票否决”制，流动人口也被要求登记在册。

不过，相关数据亦显示，官方严打只能收一时之功，无法杜绝电信诈骗问题。事实上，严打时段过后，电信诈骗还会卷土重来，甚至愈演越烈。如学者郑辰、肖宏斌与林世钧在论文《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中发现，2004年至2006年，泉州市公安机关最高峰时受理诈骗案8500起，经过两年综合治理后下降明显，几近历史最低水平，而一旦放松警惕后即迅速反弹，从2007年的2050起上升至2009年的4170起，升幅达两倍。

2004年至2010年泉州市公安机关受理电信诈骗案数量图（单位：起），摘自《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

除了立法与监管缺位，在从事犯罪学研究的福建警察学院教授刘时招看来，获取个人信息的成本低廉、未实名登记的手机号和随意贩卖的银行卡，是电信诈骗的症结所在。但另一方面，“笑贫不笑骗”一旦成为村民的共识，就很难遏制诈骗。

苏盛世也指出，电信诈骗光靠打击无法根除，“村民的思想道德跟不上，教育也跟不上，没有更好的出路，打击也没用。”

“就只骗了9900元。”徐玉玉案发生后，看看新闻Knews记者走访嫌犯郑金锋的老家时，他的一位邻居对徐玉玉的死有些惊讶。

在他眼里，9900元并不多。

（应采访对象要求，苏盛世、朱天明、牛天华、徐伟、刘时招为化名，究悟为笔名）

（编辑：孙燕）